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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抗日战争几个不容置疑的结论

中国抗日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世人对这场战争的关注经久不衰。长期以来,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人士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观点和形式来描述这场战争,留下了许多研究成果。下面,笔者就抗战研究中的几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作一探讨。

《田中奏折》的真伪是伪命题

《田中奏折》原件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份秘密文件据说是爱国志士蔡智堪利用日本政党的关系,和他在日本经商多年的朋友关系,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日本皇宫内的皇室书库,用了两个夜晚抄录完成的。在1929年末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其真伪问题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

对《田中奏折》是否存在,日本方面一开始就持否定意见。1930年,日本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没有找到《田中奏折》原件。对于这一问题,历史研究者也有许多不同解释。日本研究者提出了许多疑点,甚至有人从冷战的视角出发认为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了《田中奏折》,目的在于引日本“南进派”进攻东南亚,遏制日本军事势力“北进派”进攻苏联,从而缓解苏联东西面临两面作战的压力。

关于《田中奏折》的争论,其实涉及两个层面的根本问题:

其一,《田中奏折》作为历史文件是否必须有原件才能确认其存在,是否因为找不到其原件就可以否认其存在?答案是不能否认。这是因为日本当局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后,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销毁了大量有关侵华行动及其战争罪行的档案。比如,日本人销毁了关东军、宪兵队、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活人试验、化学战、在朝鲜半岛和中国强抓“慰安妇”等有关战争罪行档案,然后翻脸不承认。这些相关的档案原件找不到,不代表这些罪行就不存在,因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其他相关证据链来证明。中国研究者发现,在《田中奏折》公开后,中国官员在国联有关会议上透露了文件抄自日本皇家书库。日本当局随即将书库官员小下勇以下28人全部免职。而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财产损失殆尽。这些事情从侧面证明了《田中奏折》很可能存在。对《田中奏折》,当时的日本外相重光葵后来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承认:“其后东亚所发生的事态,以及根据此种事态日本所采取的行动,似乎正好是以田中备忘录为教科书的,因此消除外国对此项文书之疑惑,是很困难的。”

其二,《田中奏折》作为一个系统的侵略纲领,是否真实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的意志。现在的事实是,日本在1927年以后采取的侵略行动的方向、步骤、进程,与《田中奏折》中所作的战略规划如出一辙。很难想象,局外人能够对战争作出如此精准的预测!

可以说,日本方面极力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就是为了替自己作辩解。历史已有力证明了日本侵略者试图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即使没有过《田中奏折》,也不能改写日本军国主义在历史上犯下的罪恶。

七七事变不是“偶然事件”

有日本学者认为,七七事变是“偶然事件”。当时,日本虽有侵华意图、有并吞中国的准备,但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日本的战争假想敌是苏俄和美国,对于中国只是希望稳定东北建立满洲国,在其他地方则利用军阀割据的形势逐渐建立傀儡政府、实现控制。

事实上,虽然日本提出以苏联和美国为首要的假想敌国,并确定了南北并进的方针,但不管是针对苏、美,还是北进、南进,都必定先打中国。先征服中国,不仅可解除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战争资源和作战基地。可以说,征服中国是日本世界战略的核心。因此,日本在确定用兵计划时,始终把中国作为首要的侵略目标。

在1936年9月日本陆军省修订的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对侵华兵力使用作出了具体规定:对华北方面,使用2个军(5个师团),根据情况发展可再增加3个师团,用以占领平津地区和华北五省;对华中方面,使用第9军(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地区,另组建第10军(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两军互相策应向南京方向推进,占领并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方面,使用1个师团占领福州、厦门、汕头等地。

1936年上半年,作为日本准备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战略性步骤,广田内阁决定加强日本中国驻屯军,扩大其编制,提高其地位,司令官由少将军衔升格为中将军衔,且为由天皇直接任命的“亲补职”。新编成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兵力由改编前的1771名增至5774名,兵力增加近3倍。1936年9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在非法侵占丰台后,即以中国军队驻地为目标,开始进行频繁的挑衅性军事演习。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三至五天一次;演习的时间由白天扩大到昼夜不停;演习用弹则由空包弹发展到实弹。10月26日至11月4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北平西南郊举行秋季大演习,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协同配合,这是以夺取北平外围卢沟桥、宛平城等要点,最后攻占北平为目标的一次预演。1937年3月上旬至6月中旬,日本军部先后派出6批将校级军官,前往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战略侦察活动,为策划全面侵华战争做准备。5月至6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华北的军事演习进入紧张阶段,特别是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一带的演习愈益频繁。

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后,为了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迅速作出对华增兵的决定。1937年7月11日,日军参谋本部分别向其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下达命令,以指定的部队向华北开进。日本陆、海军还就华北协同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7月15日至17日,日军参谋本部又相继作出《形势判断》,制定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领》,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国中央政权。接着,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地开赴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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