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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社会影响论析

摘要:

战后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检举战争罪犯、搜集证据、法庭审判以及判决执行等各个环节中都有社会的积极参与。通过媒体报道、公开审判以及专题电影的公映等传播方式,审判的社会影响范围得以扩大。通过当时的报刊以及法庭的相关记录,不难体认到民众认知的诸多面相以及审判在社会层面的实际影响。审判使受害者的个体创伤记忆得以申诉并在社会广泛传播,由此产生了早期关于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集体记忆。由于国共内战以及冷战的意识形态影响,解放后对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审判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早期集体记忆生成的关系被漠视或者被淡忘。

关键词:审判日本战犯;南京大屠杀案;社会参与;社会影响;创伤记忆

二战结束后,同盟国在东京及中国分别组织军事法庭对日军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侵华战争中最突出的战争暴行之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对此都非常重视,将南京大屠杀案作为要案,进行了审判。以往关于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学术界比较关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审判,而对于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研究相对不足。既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对国民政府的战犯处理政策及法庭审判过程的叙述和整体评价,且对于南京审判的评价多侧重于政治方面。[1]本文试图从社会层面的多维视角考察战后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通过重建审判过程中的社会参与、社会传播以及社会认知的历史图景,藉此考察战后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社会影响,同时深化我们对早期的南京大屠杀暴行社会记忆形成的认识。

一、审判前期的社会参与

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理,区别于对酒井隆、矶谷廉介、高桥坦等其他日本战犯的审判,有更多在受害地审判的意义。在南京审判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战犯,不但可以贯彻“犯罪属地”的刑法原则,而且对于证据的搜集、证人的传唤以及现场的调查取证等均较方便。因此,在受害地南京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审判,必然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对于调动社会的积极参与有很大的便利,这样既提高了审判工作的效率,又扩大了审判的社会影响。

侵华日军罪行的调查作为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一个重要准备工作,对于战犯罪行的确定以及法庭的判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抗战胜利后,围绕南京大屠杀案,先后有首都地方法院、南京市参议会等机构主导的调查委员会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调查取证。调查过程中民众以及社会团体对证据搜集和战犯检举的参与度是相当高的。

早在战时国民政府就成立了抗战损失调查和日军罪行调查的专门机构,战后由于审判战犯的需要更是加强了调查的工作力度。战后最早的证据搜集工作是在南京市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主导下进行的。该委员会成立于1945年11月7日,由南京市市政府、首都警察厅、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宪兵南京市区司令部、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三青团南京支部、南京市工会、农会、红十字会、商会、首都地方法院、首都医师公会、律师公会等14个机关团体组成,首都地方法院的首席检察官陈光虞为召集人。[2]从调查委员会的构成可见其社会涵盖面之广,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调动政府各部门和社会不同群体的参与。调查委员会成立后,依照各机关团体的性质,分别调查侵华日军在南京的罪行。例如,工会以工厂为调查范围,商会则以商界为调查对象。所有材料经过各机关团体汇总整理后,一律送该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核,再由首都地方法院依法处理。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案,该会作为专题进行了证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

1946年6月23日,为配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发起成立了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由议长陈裕光任主任,全体参议员为当然委员,这个委员会组织构成的社会涵盖面更广,聘请了宪兵司令部、红十字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南京回民总会、金陵大学、难民救济所等单位的代表及大屠杀时留在南京的部分人士为委员,聘请相关部门负责人和知名人士为顾问。委员会设正副主任各一名,总揽日常工作,另设总干事一人,处理日常事务。此外还设有调查、审计、编撰三组。该会成立后,专门向市民发布公告,希望全市市民对战犯罪行调查予以最大限度的支持和配合。[3]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人、被害人、罪行事实、证据等,这既便于调查人员工作,也便于被害人家属回忆,符合军事法庭对战争罪行调查的规定。委员会在各区设立调查小组,由全体委员分组或分行业对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证据进行搜集,经审查组审查后提请该会全体会议审定,然后移交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转报司法行政部办理。委员会编制了《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种类调查表》、《南京大屠杀案可提供作证被害人姓名、住址表》、《南京大屠杀案男女死伤统计表》,并搜集到大量日军暴行的照片、报纸、实物等证据资料。1946年11月11日,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工作移交给南京市参议会继续办理。从委员会设立到移交,该会调查敌人罪行案件总数为2784件,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和有力证据。[4]

在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工作中,由南京大屠杀罪行调查委员会组织,南京市市政府负责推动各区、乡、镇、坊、保、甲开展调查工作,警察局推动所辖各区、局、所各级基层职能机构配合调查工作。调查委员会在南京13个区设置区调查委员会,全面负责侵华日军各项罪行之搜集、调查、统计与汇报工作,各区区长负实际指挥之责,调查委员会派督导员督导。可以说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具有科学规范、法律意义、全民参与的调查工作。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受害严重区乡的调查工作社会参与的程度较高,比如位于中华门外一带的南京市十一区,这里是战犯谷寿夫部队战时的驻地,国防部军事法庭非常重视这一地区受害情况的调查。该区调查委员会由区长吴筱卿负责常务工作,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派驻的督导员是沈九香,区调查委员会共有27名委员,分组负责实地调查,这些委员包括十一区各乡镇的正副乡镇长、区民代表、区警察局长、区党部主委、区三青团主任、宪兵队队长等,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十一区雨花、西街、通济、海新、凤台、善德六个乡镇调查各类暴行受害人名单800多人,可见当时调查的深入以及社会参与的程度之高。[5]由于各个区乡的情况不同,有些区乡由于人口变动比较大以及受害程度的不同,社会参与的热情与调查的效果也不同,比如位于浦口的第八区调查的材料就很少,汤山区和位于下关的第七区的调查材料就很多,这也说明调查的情况和社会参与的情况大致能客观地反映一个地区的受害程度。

与证据搜集同时进行的是检举战犯的工作。国民政府相关机构曾多次呼吁市民检举战犯,如1945年12月21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行辕的名义发布公告称:“凡我同胞,其有身经当日大屠杀惨祸暨在敌伪暴力压迫之下,受有各种枉曲者,余均愿详知其事实及屠杀压迫者之主谋,其目击事实基于正义感而作负责之检举者,余尤乐于接受。”[6]据《申报》1946年1月6日报道,当时仅蒋介石巡视南京所接受的市民呈文就达1036件。[7]另据冈村宁次回忆,“经过八年战乱,受日军蹂躏过的地方百姓,对日军官兵的横行霸道,纷纷检举,被拘留的人也与日俱增。”本来国民政府拟将战犯范围尽量缩小,惩治部分首犯,但是各地民众纷纷来信检举,使被拘留的战犯不断增加,到1946年5月,被拘留的战犯已经接近3000人。[8]可见当时民众对检举战争罪犯工作的参与程度之高。

除了前期的证据收集与检举战犯以外,在审判过程中,军事法庭还在受害较为严重的地区设置调查庭,就地征集证人证据。1947年1月19日,军事法庭在中华门外区公所内设立调查庭,为了让民众配合法庭调查战时谷寿夫部队在中华门一带的犯罪事实与证据,要求所有在上述地区及时期内,曾遭日军烧杀奸掠及其他加害行为者,或各被害人或遗族,或在场目睹之人,将详细情形报告法庭,以便侦查,确定其罪责,这一方式的社会影响也较大,仅1947年1月28日一天就接待检举人180余人,总共传讯证人600多人,为法庭搜集到更多有力的证据。[9]

综上所述,审判的前期工作中,特别是检举罪犯和搜集证据的过程中,社会团体及民众的积极参与配合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工作,提高了法庭审判前期工作的效率。社会的积极参与也表达了社会对于南京大屠杀案的高度关注,反映了审判在社会层面的广泛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日军罪行的调查取证唤起了受害者家属及幸存者对于日军暴行的记忆,使南京市民得以有机会控诉侵华日军南京暴行,从而得到情感上的安慰和对正义追求的满足。

二、审判的社会传播与社会影响

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备受关注的事件,在审判过程中,法庭对于审判的各个程序都力求做到透明、公开,报纸、广播等大众传媒对审判都有详细而密集的报道,使审判的信息在公众得到广泛传播,扩大了审判的社会影响。

关于审判的媒体报道贯穿审判的始终,而且涉及到审判的方方面面,全方位地展示了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全过程。当时《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新闻报》、《京晚报》等主要报纸都对审判作了全面而详细的报道。仅从《中央日报》对审判谷寿夫的报道来看,粗略统计大概有30多篇,就覆盖面而言,从谷寿夫押解到京、审讯、判决及行刑均有详细报道,就形式而言,包括通讯、社论、专访等多种形式。除了报纸以外,国民政府尽可能利用各种媒介宣传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比如1946年7月,为唤起市民注意以协助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和审理,南京市社会局特制定与南京大屠杀案有关的幻灯片两种共七套,训令南京市电影戏剧商业同业工会在各大影院正片放映前放映,以资宣传。[10]

国民政府规定,法庭审判的辩论和判决应该公开进行,这同样也有助于扩大审判的社会影响。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南京市民旁听,军事法庭特意借用座位较多的励志社大礼堂作为公审场所。但法庭面积和席位毕竟有限,不能让更多的人参加旁听,于是法庭从庭内拉出了有线广播的大喇叭,使很多市民得以在法庭外旁听审判战犯实况,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更清楚地了解战犯的罪行,参与到对战犯的审判中,从而满足受害国民众情感及道义上的需求。

公审的影响是巨大的,冈村宁次曾经提到,“今日的公审,是考虑到对民众和国际的影响,是一次大型公开展览。”[11]对谷寿夫的审判吸引了国内外的很多新闻媒体,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本国民众,也受到包括日本以及盟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关注。公审后不久,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还函请中央电影摄影厂把战犯谷寿夫案的材料编入中国新闻,拍摄战犯谷寿夫一案的电影,在各地公映,扩大公审的社会影响。[12]

除公审外,对战犯死刑判决的执行也是备受关注的大事。1947年3月18日,国民政府批准南京军事法庭对谷寿夫的判决。随后,南京军事法庭张贴布告:“查战犯谷寿夫……判处死刑……遵于本月26日上午10时由本庭检察官将该犯谷寿夫壹名提案,验明正身,押赴雨花台刑场,依法执行死刑。除呈报外,合亟布告周知。此布。”[13]4月26日,谷寿夫被从南京国防部军法看守所提出来,押往雨花台刑场,“闻讯前来观之市民,人山人海,万头攒动,鼓掌欢呼之声,一若爆竹之鸣放,不绝与耳。”[14]可见当时民众参与的广泛以及公开行刑的社会影响之大。

当然,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会发现很多主客观因素限制了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社会影响。一方面,由于国民政府对日的宽大政策以及经费不足等现实困难,国民政府在1946年10月25日,战犯处理委员会召开的对日战犯处理政策会议上决定,除对南京等地的大屠杀首犯“从严处理”外,对日本普通战犯的处理,“以宽大迅速为主”,要求对已拘留的战犯,在1946底前审理完毕,“若无重大之罪证者,予以不起诉处分,释放遣送返日”[15]。上述政策的确立对审判的实际操作及效果有较多制约。另一方面,从民众的角度来看,战后严酷的生存现实影响了民众对审判的关注程度。据当时对市民呈文的统计,“所接受人民陈述之函件,计一千另卅六件………以请求抚恤救济及委派工作者为最多。”[16]1946年10月19日,法庭查讯李秀英的笔录中,李秀英最后要求“法庭代我们请恤金,并向日本要求赔偿。”[17]可见,普通民众最迫切的诉求可能不只是希望政府处理战争罪犯,更多的是希望政府能解决其面临的生活困难。

但是,战后对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社会影响应该是不容抹煞的,从当时的社会参与和社会关注的实际情况来看,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已经渗入部分市民的日常生活,即使是实际生活的困难也不能完全掩盖一般民众对战争伤痛的切身感受及其对审判的高度关注。

三、民众情感与法理原则的冲突与调适

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是直接在受害地审判施暴的日本战犯。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曾提及,各受害国国内对日本战犯审判的意义在于“使这类战犯在当地受到法律制裁,可以使对他们的暴行记忆犹存的地方群众在心理上、精神上感到快慰。”[18]对于深受战争伤害的中国民众来说,在南京审判南京暴行相关的战犯是对受害地民众所遭受的战争创伤的一种平息。但审判不是无原则地宣泄民众的情绪,在审判过程中,民众情感与理性法则两个层面是要同时兼顾的,但有些情况下,政府政策与民众情感之间会存在差异。通过当时的报刊以及法庭的相关记录,我们可以体认到民众认知的诸多面相,从民众对于审判的认识及反应可以体察审判在社会层面的实际影响。

在刚刚听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刻,所有人沉浸于胜利喜悦中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八年抗战,亿万中国人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啊,谁都有一本要求侵略者偿还的血债”。[19]这是一般民众本能的情感表达。而战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理基本上是遵循蒋介石对日广播讲话中提到的“不念旧恶”、“仁爱宽大”、“以德报怨”的方针,希望以此建立中日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所以处理日本战犯也是取宽大政策,不拘泥于小节,希望尽快结束战犯处理工作。[20]但民众对于战犯检举非常积极,要求严惩战犯的呼声也很高。1946年5月,被拘留的战犯已经接近三千人,由此也可见政府政策与民众情感之间存在的差异,在战后初期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上,国民政府承受了巨大的民意压力。

以要求引渡松井石根为例,松井石根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是南京大屠杀案的主要责任者,要求引渡松井石根是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1946年7月26日,以南京市参议会为主体的南京大屠杀案罪行调查委员会决议,向政府呼吁函请远东军事法庭引渡大屠杀案首犯松井石根等来京审讯。

1946年7月29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引渡战犯松井石根等来南京伏罪。该社论认为: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血债“如果不清算一次,或者只由东京战犯法庭去清算,而不递解来京审理,实无以平死难者的冤愤之气”。虽然日军已经放下武器投降,但是“却不能没有一种象征的清算方法”,而最好的清算方法就是在受害国公开审讯祸首,并明正其刑罚。该社论还提到这样做的主要理由,一则南京大屠杀的祸首罪魁,如果不在南京市民的面前伏诛,不止无以告慰25万以上惨死于非命的同胞在天之灵,并且也无以平死者亲族戚党的愤气。二则南京大屠杀的祸首罪魁如果不以我们的法官为主体而在南京接受审判,多少会使抗战军民感到抗战没有多少光辉。三则血债固不必一一求债,但不容没有一种象征的取偿法,“如果松井石根不在南京偿还南京大屠杀的血债,那就似乎连象征的索偿血债都没有做到了。连象征的索偿血债都没有做到,则将来异族如再以我懦弱不足畏,岂不是一种最大的损失?”并且认为要通过“惩罚犯弥天大罪的渠魁,来象征我们决非甘受异族大屠杀的民族,来象征我们决非不能直接惩罚祸首罪魁的国家”。[21]

从国民政府角度来看,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规定,松井石根是以破坏和平罪被起诉的,作为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国民政府将其引渡到国内审判不符合惯例。从实际的影响来看,松井石根这样的重要战犯,相比于引渡到国内接受审判,当然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对国际国内社会的影响更大一些。南京民众及社会团体强烈要求引渡松井石根到国内受审,这样的诉求有一定的非理性和情绪化的倾向,而政府的决策受国际法框架的限制,不可能与民众取一致态度。

此外,从审判战犯谷寿夫的法庭举证和辩论的过程中也可获得到一些民众情绪的信息。民众大多认为谷寿夫是罪有应得,当时的报纸上就提到,“今天国防部战争罪犯法庭公审这个大屠夫,南京人也该扬眉吐气,刀割零碎,虽千万个谷寿夫亦不足以赎他的罪恶。”[22]在审判过程中,受害者的控诉最能体现民众的真实情感,比如张孙氏丈夫被杀,庭长询及伤在何处,张谓:“哪里还能看得到?”旋继称:“我与日本鬼子仇多呢!要说三天也说不完,我受的害太大了”。随后又道出:彼本身亦被敌人强奸,同时见其小姑与一邻人均被奸而致病等等,语调沉痛,令人发指。[23]可见,在谷寿夫的审判中,民众情感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政府也希望借此彰显正义,平复冤情。

战犯在受害地的行刑也是民众感到极大快慰的事情,民众参与热情极高。有些地方的军事法庭为满足地方群众的心理,在战犯行刑前会将战犯押解上街游行示众,这固然可以使受害地民众在心理及精神上得到极大快慰,但显然与政府处理战犯的政策以及国际法的原则相违背。为此,国民政府国防部通电各军事法庭,“鉴于处罚战犯的目的,在于维护人道正义,保障国际法之尊严,而不在于实行报复………故全国各地军事法庭此后禁止将战犯在枪决前游行示众。并不得在文告中引用报复性之语句,如‘以快人心’等不当措施云。”[24]可见,民众情感与政府政策及国际法的原则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总体来看,大部分民众对审判比较关注,但是也有一些民众及受害者对战犯处理的态度淡漠,缺乏参与的热情。一方面可能是民众对于战犯审判的意义并不明了,另一方面,民众可能更为关心自身生活境遇能否改善等实际问题,当时南京参议会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在调查日军暴行时发现,因已事过八年,“由于被害人之死亡,或其家属他迁,无人代为申述,或因事过境迁,恨怒淡散,不愿重抚创痕。此其例证,尤以门弟者之妇女,被敌奸后,继以屠杀之事案为然。抑或以施害者之部队番号不明,而幸存者又因生活重压,对于调查填报,知无补于其口腹之奉,间有不关心之态度,漠视调查人员之往访。”[25]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出于消弥过去战争伤痛的需要以及中国传统的认命的观念,受害者往往尽量避免再触及与战时暴行有关的问题。

四、余论

战后对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整个过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审判是受害者的个体创伤记忆得到申诉并在社会得以大范围传播的事件载体,从而使受害者的创伤记忆得以超越个体记忆的局限而成为一种社会记忆,这是战后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社会影响中较为隐性而深远的一面。[26]近年来关于战争暴行的社会记忆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27]但是从整体来看,现有的论述大都是着眼于幸存者的创伤记忆以及战后一代人关于战争暴行的社会记忆,较少有关于战争暴行社会记忆形成的相关论述。

从社会记忆生成与唤起的角度来看,有论者指出,“南京大屠杀之后,在日军高压恐怖统治之下,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被深深地掩埋在心底。但是,每逢到了清明祭扫亲人和大屠杀周年之时,他们都会以最简便、最隐晦的方式去记忆无法忘却的创伤。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宣布投降之时,南京市民压抑己久的创伤记忆终于得到释放,人们以最大的热情参与了调查和审判制造南京大屠杀战犯的全过程。”[28]可见战后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为受害者创伤记忆的唤起和更大范围传播提供了各种条件。战犯罪行的社会调查、市民呈文以及检举作证等行为过程中就包含着对遭受战争暴行的创伤记忆的申述,这种同一时空的大规模的趋同记忆得以集中表达使得有关南京暴行的社会记忆得以生成。

但是由于内战的爆发,以及随后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新中国没有保持对南京审判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的宣传教育。新政权对社会记忆按照自己的政治价值观进行了重新构建,而“构建公共记忆的行为同时也伴随着忘却行为”[29]。建国后,在政府倡导中日人民友好的主旋律下,以及五六十年代极“左”思想的影响,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受到了极大的压抑,从而出现了社会记忆的断裂。这种断裂,“损坏了历史感知发生的框架,并阻止其重建一个新框架来填充遭受破坏的框架所具有的同样功能”。[30]但是再强势的政治权利也不可能完全掌控一切,所以就出现了民间记忆的保存路径。另外,由于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带来的创伤有其特殊的历史经验性,对其的漠视会造成社会记忆的裂痕。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右翼的歪曲再次唤起了民众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创伤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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