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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几点辨析

60年前,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平民百姓倒在它们的屠刀下,无数人类文明古迹遭到破坏,财产的损失更是无法统计,人类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在这一场空前的浩劫中,有两种罪行最令人发指,这就是德国法西斯的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和日本法西斯实施的慰安妇制度。前者在各国舆论和史学家的揭露下,已妇孺皆知,而后者却因为日本政府讳莫如深、蓄意歪曲而被长期地可耻地掩盖着,进入90年代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慰安妇问题正日益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深切关注。

慰安妇制度是战时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士兵的性工具、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慰安妇的制度。慰安妇与日军的关系,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特异现象。这一现象充分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和暴虐。慰安妇制度是日军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人类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日军慰安妇涉及中国、朝鲜、东南亚各国以及英、美、澳、荷等国家的数以万计的妇女,慰安妇的历史可以说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录之一。

“慰安妇”是日本语中特有的名词,据权威的日语辞典《广辞苑》解释:“慰安妇是随军到战地部队,慰问过官兵的女人。”但是,“慰问”的含义是什么?“随军”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显然,该辞典没有对“慰安妇”一词进行真正的定义。

慰安妇是指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在日语里,慰安妇又称“随军慰安妇”或“从军慰安妇”。从字面上看,它与随军记者、随军护士等一样,是随军到战地去服务的成员,但显然,字面上的含义并不能反映慰安妇与军队的密切关系。实际上,在二次大战中,慰安妇被日本军方公然列为“特殊军需物资”,给军队配备慰安妇是当时日军特有的、普遍的、深入其内部的一种制度。因此,比起“随军慰安妇”或“从军慰安妇”来,“军队慰安妇”一词要更贴切。

“慰安妇”常被日本说成或被别国翻译成“军妓”。这里,笔者有必要指出,严格而言,慰安妇与军妓是有区别的,这一区别甚至是不容混淆的。在世界军队史上,有不少国家先后实行过军妓制度。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少参战国为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也实行过军妓制度。应征充当军妓的女性,大都是是为贫穷和生活所迫而做了无奈的选择,或者是妓女同意应征到军队内去。日本也实行过这种制度,部分日本妇女曾应征成为军妓。但二战时期日军的慰安妇的主体,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军妓。

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中国大陆、朝鲜、台湾、东南亚各地和少数澳大利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妇女充当军队慰安妇,与自愿成为军妓显然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在日军的刺刀下被强行逼迫的结果,是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强征或骗征的,而后者则主要是一种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的自愿行为。发生在亚洲国家与日本之间的慰安妇问题显然是属于前者。甚至,即使是被征发到前线去的日本妓女中,相当部分也是带有强迫性质;或者是最初自愿,但到前线受到非人待遇后想摆脱而无法摆脱。因此,“慰安妇”是特殊意义上的“军妓”。

日军将慰安所称之为“军中乐园”,日军之所以在其军队内全面推行从军慰安妇制度,就其主观动机和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为了维护军纪,防止强奸。日本发动全面对华侵略战争后,日军所到之处,最骇人听闻的就是大肆强奸当地妇女。这支兽欲肆虐的军队在发扬“武士道”精神完成本国统治者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的同时,也自发地、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兽性大发。1938年6月27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承认,在驻华日军中发生大量的掠夺、强奸和放火等不法行为,尽管军方已加强管束,但这些事件仍然频发。在这种情况下,日军高层认为,为了减少强奸事件,以恢复占领地的秩序,只有推行随军慰安妇制度。也就是牺牲部分占领地女性、朝鲜女性以及部分贫困的日本女性而维持日军的纪律[1],让慰安所起到防止日军过份暴行的安全阀的作用。日本陆军省副官川原直一在向部队转发的教育指导参考材料中也承认:日军在占领中国的过程中,军纪败坏,强奸事件频繁,从而引起中国人的仇视以及各国舆论的谴责。日本陆军军医中尉、金泽医科大学教授早尾雄1939年6月在对侵华日军调查后指出,日军官兵因无法压制性欲而对中国妇女进行强暴。因此,宜在华中地区尽快开设更多的慰安所,其主要目的在于预防强奸案的大量发生而使皇军的威严下降,并影响占领地的治安。[2]1938年下半,日军准备攻入武汉时,为了防止出现像占领南京时的混乱状况,和防止出现大规模的强奸事件,因此在部队中普遍建立了慰安所。如日第二军占领汉口、汉阳时,为防止军人自由外出而发生不法行为,因此严令禁止外出,只允许在军官的率领下前往慰安所。[3]这实际上是以整体的、有组织的国家犯罪来替代军人的个人犯罪。

第二,向官兵提供性的服务而企图使士气高扬,战力增强。一、以慰安妇来疏导官兵之间的紧张关系。投入战场的日本官兵多不明了战争的意义,日军方面无法向他们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而且由于日本军队的法西斯性质,导致上下官兵关系不和,甚至对立。新兵时常遭到老兵的殴打,长官更是以欺压士兵为职事。这种封建的官兵关系使士兵的人性受到压抑,无序的发泄便使强奸案大量发生。于是,日军上层企图通过推行慰安妇制度,把慰安妇作为士兵发泄的对象,起到一种“镇静剂”的作用。1939年6月,日军独立炮兵第三联队的《阵中日记》写到:“现在,慰安妇增加了,精神上感到很是安慰。”[4]二、把慰安妇作为奖励官兵的手段,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如一次大战时期的欧洲军队,一般有1—2周的休假,但由于日军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潭之中,没有任何休假,也不知何时是归期从而导致官兵普遍情绪低下。而且,日军的生活设施也较为简单,毫无乐趣和享受可言。长期的禁欲生活使日本军人积蓄了太多的性能量,因此,军方需要通过提供女性来刺激士兵的士气,以使其在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中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命。日军前线军官指出,为了鼓舞士气,必须要解决性问题。[5]《远东战事》中曾刊载过一则新闻,在战争期间的1942年,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接受美国记者约瑟·道格拉斯的采访报告,其时东条英机毫不隐晦地指出了慰安妇对战争的特殊作用。道格拉斯问到:“请问首相,据西方一些通讯社披露,贵军在占领区秘密强制当地妇女充当随军妓女……你对此有何看法?”东条英机回答说:“我不能否认军队里会出现这种事情,就像不能否定美军士兵能请假去驻军当地妓院一样。至于看法,我以一个东方人观念看,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并且是对胜利不可缺少的独特营养战略物资。”所以在战时,日军普遍认为,在战斗前夕能与慰安妇接触,就能交好运。据原韩国慰安妇金学顺揭露,马上要参加“讨伐”的日军尤其兴奋,在慰安所里胡作非为。[6]三、抚慰对战争恐惧的士兵。日军在战场上不知何时就会突然死去,他们普遍带有强烈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怖心理在战场上会变成一种狂暴情绪而干出种种暴行。日军高层认为,让士兵依偎在女人的胸脯,与女人亲近,有利于摆脱这种恐怖,所以慰安妇能暂时缓和士兵的恐怖心理。1937年3月,第一二四联队的一个中队在浙江长兴的仁王山遭到了中国军队袭击,结果只有几个士兵活着突围回来,这几个士兵半夜敲开慰安妇的房间,他们抱住慰安妇,是为了确认自己还活着,并乞求慰安妇对他们恐惧的心灵给予抚慰。在浙江长兴,日本慰安妇庆子深夜被猛烈的敲门声所惊醒,一队从前线归来的士兵冲入了慰安所,第一个带着火药味的士兵把庆子推倒在床上,迅速撕开庆子的上衣,然后发狂的用嘴吮吸着庆子的乳房,一边呻吟道:“我得救了,得救了。不会死了!”第二个士兵竟反复亲吻庆子那作为慰安妇被无数人玷污的地方,嘴里念叨:“孩子他妈,孩子他妈!”[7]这说明对于日本士兵来说,拥抱慰安妇可以证明他“今天还活着”,并祈祷“明天还能够活下去”。个别在战场上吓坏了的士兵甚至要求慰安妇给他一根阴毛作为护身符。[8]

第三,预防性病在军队内蔓延。1939年6月,日军军医中尉早尾雄在其论文《战场的特殊现象极其对策》中,根据日军在华作战的资料指出:日军由于利用民间的妓院而导致性病的流行,从而导致战斗力的下降。一般的性病需要住院58至91天,而严重的性病则需入院1021天。于是,日军既然不能制止士兵嫖妓,只能通过慰安所满足其性要求,并对慰安妇实行严格的体检。一般须每周检查2次,有些是1周或10天检查一次,最低限度是一个月检查一次。不合格者绝对禁止接待士兵(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同类资料还有日军华北方面军军医部在1940年2月颁布的《对干部的卫生教育顺序》中也承认花柳病对日军战斗力的影响。[9]同时,日军还通过使用避孕套、星秘膏等手段来预防性病。但是,由于有些官兵仍违反军纪而胡作非为,加之日军对军人的检查十分松散,因此实际上,日军官兵中患性病的仍然不少。

第四,治安与防谍。如果日军为解决性问题而直接到占领地民间去大肆掳掠妇女,将会导致危险甚至死亡。日军高层担心,日军在中国及其他亚洲各地作战,与当地民众接触,尤其是与当地娼妓接触,容易暴露日军兵力、作战动向,因此,为了阻止日军官兵的自由活动,设立慰安所,让妇女“从军”。[10]一个日军老兵曾道出心里话:“日本慰安妇可以放心,朝鲜慰安妇也可以放心,她们即使天天和士兵在一起,也不会向敌方泄露情报。之所以不征集中国女性作慰安妇,就是为了防谍。”[11]但实际上,由于日本、朝鲜慰安妇的数量仍满足不了日军的需要,于是,就大量征服中国女子作慰安妇,并控制其人身自由,防止被中国抗日部队所利用。

第五,对中国妇女的发泄,对日军士兵具有特别意义。最初,日军士兵对中国妇女的强奸案迭出,但据说他们不太愿意在慰安所内接触中国妇女。直到进入第二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后才有明显变化,日军开始大规模使用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据说这样能够抚慰那些因长期战争遭受挫折而产生沮丧情绪的日军官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拖垮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身上得到了最有效的校正。日军情报部的一名军官在给日本陆军本部的文件中指出:这种心理作用,惟有中国慰安妇才能使日军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的精神,能够让他们在中国尽快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当武士道不能支持精神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治疗士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日军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安慰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12]因此,日军需要征用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尤其是在1944年后,战争的挫折使得日军更迫切地需要强征中国慰安妇。

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发展从1932年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1年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二八事变前。日本为应付中国政府和租界当局的禁娼政策而导入日本国内的公娼制度,在上海日本海军基地日人经营的“贷座敷”(日语又称女郎屋)内,设立“乙种艺妓”,即日语中的“酌妇”;并且,日本海军在上海虹口基地指定一批“贷座敷”建立了海军专用慰安所。

第二阶段是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到1937年底。1932年淞沪战役期间,在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策划下,陆军通过日本地方政府的配合,有组织、有系统地从国内征调妓女组成“慰安妇团”到战场设立了陆军慰安所,从而形成慰安妇制度的雏型。淞沪停战后,陆军的慰安所逐渐撤销,而海军慰安所则继续经营。同时,在沦陷后的中国东北,有不少日本人在关东军的驻地周围设立了军妓院。

第三阶段是1938年初直到战争结束。1937年12月,松井石根的华中方面军要求在军中实施慰安所制度,于是,以上海扬家宅娱乐所的建立为标志,日军开始正式推行慰安妇制度。1938年6月,寺内寿一为首的华北方面军也向部队发出设置慰安所的命令。接着,梅津美治郎的关东军于1941年7月,提出招募2万朝鲜慰安妇的计划,从而将慰安妇制度推到所有侵华日军部队。在中国大陆,凡属有日军驻扎的地方,几乎都有过日军的慰安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又将慰安所推广到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和日本本土,直到1945年8月日军战败。

就慰安妇的国籍而言,日军在战争初期,大量征召本国的娼妓。但是,由于这些娼妓性病严重,且人数有限,因此不久日军便开始以掳掠朝鲜女子和战地中国的妇女为主。慰安妇的来源主要是朝鲜、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也有东南亚各地方的女性,如新加坡、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太平洋一些岛屿的土著居民、华人、欧亚混血儿等。还有俄罗斯、澳大利亚、荷兰、西班牙、英国、美国等国的少量白人妇女。

根据笔者掌握的史料,战时日军最早征集慰安妇设立的慰安所是1938年1月在上海东沈家宅建立的“杨家宅娱乐所”;而最迟征集的是1945年7月28日,此时离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只有数天的时间,日本驻山东吕县的第一四三七部队派出中尉佐藤等3人到天津,要求征用25名中国妇女为慰安妇,这些妇女拟于8月1日由日军送至同仁会妇人医院进行健康检查,然后送往部队。

慰安妇的年龄大多为18—20多岁。1943年1月和4月,日陆军医官对在江苏淮阴的12名慰安妇进行了检检,其中年龄最大的喜代治为32岁,年龄最小的是同为19岁的君子、新子、百合和荣子,这12名慰安妇的平均年龄是23岁。[13]有资料表明,日军在占领中国时,还曾掳掠更年轻的女子充当慰安妇,如海南的一些中国慰安妇只有十二、三岁,年老的则达50来岁,而南京被掳走的最年长的妇女达60岁。[14]

日军官兵轻蔑地称慰安妇为“P”。P是英语妓女PROSTI-TUTE的第一个字母,慰安所被称为“P屋”。中国和朝鲜的慰安妇通常被日军或慰安所的业主改名,大多改成日本女性的名字,如花子、顺子、纯子等。不少慰安所里,管理者及日军士兵从不呼慰安妇的名字,而是直接叫编号。朝鲜慰安妇沈美子所在的慰安所里共有27名慰安妇,因此,他们的名字便是“1号”到“27号”。为了让日军官兵进入慰安所后有一种重返故乡的感觉,管理者多要求所有的慰安妇均着和服,不仅一般的中国、朝鲜女子被迫穿上和服,连远在边地海南、云南的中国少数民族的慰安妇也只能穿和服。

除了亚洲各国妇女外,日军还强迫美国、荷兰等欧洲各国及澳大利亚的白种妇女充当慰安妇。在东南亚的日军基地,100多名白种人慰安妇被日军视作上品。在那里,各国慰安的价目表通常是:中国人2元,朝鲜人3.5元,日本人5.5元,西班牙人11元,美国人13元。

慰安所的分布地主要在中国大陆、中蒙边境、台湾、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新不列颠岛、新几内亚以及萨哈林、日本本土等地。在中国的日军占领区,从黑龙江的中苏边境,到南方的云南、海南,包括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绥远、辽宁、吉林、热河、黑龙江等21个省份。只要是日军占领区,几乎无处不有。其总数数以千计,如果加上拥有一两个慰安妇的日军据点,则有数万之多。

慰安妇每天接待30—50个日军士兵是很平常的。繁忙的时候,每间慰安妇的屋前均排起了数百人的长队。还有的一天之内竟接待了100个士兵。在一些慰安所的中国慰安妇里,还出现了“母女慰安妇”、“姐妹慰安妇”、“姑嫂慰安妇”以及“妻子慰安妇”等罪孽现象。

那么,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到底征用过多少慰安妇?目前这还是个有争议的数字。由于前线日军的档案资料大多被其在战败时销毁了,而曾逼迫充当慰安妇的妇女也大多过世,剩下来的人又大多不愿意回忆这段痛苦的经历,所以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统计。

根据日本学者千田夏光的研究,1941年,日本关东军实行特别演习,称为“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根据日本天皇批准的该次演习的“作战动员计划书”,拟带到满洲、西伯利亚去的慰安妇总数是:“动员为70万兵员慰安使用2万慰安妇从军”。据制定该计划的关东军司令部参谋三科的精确推算,日军与慰安妇的比例是37.5:1。当时日军总人数为320万人,慰安妇约为8.5万人;再加上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的日军私征当地女子作慰安妇,估计慰安妇的总人数可达10万人。

日本学者秦郁彦根据日本军队300万的总人数,以及在日军中流行的1比29的说法,再加上慰安妇因生病、死亡等人员更替比例因素,推算出慰安妇的总人数为15万人左右。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根据他所掌握的史料,认为此种计算方法对新老慰安妇的更替比例估计过小,他认为慰安妇的更替比例应为1:2,慰安妇总人数的最高值应为20万左右。同时,吉见还根据日军第二十一军中45名士兵拥有1名慰安妇的比例,推算出10—13万人这个慰安妇总人数的最低限。他认为“当前流传的慰安妇大约有10万人到20万人的数字是有一定根据的”,而且认为“在这些慰安妇中,多数为朝鲜人”。

笔者认为,慰安妇的总人数远不止10万人。理由主要如下:

第一,日军配备慰安妇制度之完备性远远超出人们的估计,从日军的主力大部队,到警备队、小分队,甚至在前线的碉堡内,都设立了慰安所。尤其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世界各地的日军均配置了大量的慰安妇,有些日军部队在上级配置慰安妇的同时,还掳掠妇女设立自己的慰安所。所以,慰安妇的人数是相当多的。根据长期研究日军与慰安妇问题的金一勉先生的统计,战时死亡的朝鲜慰安妇就达14.3万人。[15]据战时当了7年多慰安妇的日本妇女庆子指出,仅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日军各地的慰安妇约有12—13万人。[16]因此,在整个战争期间充当慰安妇的总人数是相当大的。

第二,过去的慰安妇数量的研究都忽略了中国慰安妇问题。寺尾五郎在《日、朝、中三国人民连带的历史与理论》中认为:慰妇“中80%左右是被强制带出或掳掠来的朝鲜妇女”。金一勉更为:“在中国战场,慰安妇的90%是年轻的朝鲜女性,剩下的10是日本女性和极少数的中国姑娘。”[17]实际上,中国是日军驻扎间最长、慰安妇人数最多的地区,慰安所遍及大半个中国,其中主要是中国慰安妇。

第三,由于资料不足,过去对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情况不甚明了,因此中国慰安妇的实际人数被大大低估了。就笔者5年来所搜集的大量史料来看,中国慰安妇的人数是相当可观的。如日军每到一地,便掳掠大量当地女子同行,这些被掳的女子下落不明,实际多是做了日军的慰安妇。这里仅举几个较大数字为例。1937年底,日军在苏州掳掠妇女2000人以上,无锡则有3000多名良家妇女被带走,在杭州一地被掳掠的妇女竟达2万人,供其蹂躏。再如,海南岛上的日军慰安所有60多个,而上海的慰安所更高达72个, 两地的慰安妇都达到上万或数万人。根据日军吕集团的《特务月报》,1939年7月1日,日本华北警务部调查华北的艺妓、娼妓人数为8931人。1940年4月,仅汉口一地的慰安妇就有3000名以上。[18]

第四,所谓的日军慰安妇,既应包括长期被掳的妇女,也应该包括短期被掳的妇女,以及日军强征到前线或入慰安所“服务”的妓女(如1944年天津的妓女被强逼到前线充当日军的短期慰安妇)。

第五,从慰安妇的死亡率来看,虽然我们还无法掌握具有普遍意义的总数字,但就是从目前拥有的资料来看,慰安妇的更替率也应远高于1:2。这是因为:一、有不少慰安所存在时间长,有的长达14年或7年之久,在同一慰安所“服务”的慰安妇前后是相当多的。二、由于生活条件极为恶劣,而且还要每日遭受非人的折磨和摧残,大多数慰安妇不是遭到日本兵的虐杀,就是死于疾病和贫困,还有的因不堪忍受虐待而自杀。事实上,慰安妇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例如在海南的许多慰安所内,慰安妇的死亡率极高。1941年夏的一天,海南乐会先博鳌市慰安所里不愿接客的50名中国年轻的慰安妇,就被日军拉到塔洋桥边全部杀死。又如在上海横浜桥的日本陆军“行乐所”里,900名中国妇女均不知下落,估计大多难逃被虐杀的命运。然而在慰安所里,尽管慰安妇死亡率高,但人数并不减少,因为日军不断地掳掠中国各地及各国的女子补充。以笔者保守的估计,慰安妇的更替率也应在1:3.5至4之间。

因此,笔者综合研究了各方面的史料后得出的结论是:在慰安妇制度实施的7年间,总计慰安妇人数不会少于36至41万人。计算公式应为:

300万÷29×3.5=362068(人)

300万÷29×4=413793(人)

按国籍来分析,慰安妇的主体是朝鲜和中国的女子。

中国慰安妇的来源约有以下几种途径:

第一是抢夺。日军在战场或者在占领城乡时,公开掠夺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也有在占领一地后,秘密抢夺当地女子;还有通过汉奸组织征用良家女子充作慰安妇。这方面日军在安徽芜湖的所作所为最具典型。日军占领芜湖后,首先公开抢夺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甚至到尼姑庵中抢夺年轻的尼姑;然后在对周边地区扫荡时强抢民女投入慰安所。[19]

第二是俘虏。在战争初期,日军将在战场上捕获的女战俘及在扫荡中因躲避不及而被日军抓到的青年妇女充当慰安妇。在中国战场,日军极少设立战俘收容所,女俘虏除部分人审讯后即被杀死外,其余的大部分就被日军弄到偏僻地区或前线,去当慰安妇,以防止逃跑或与八路军等中国部队取得联系。如中共琼崖纵队第四支队第一大队的炊事员周某某,因下村筹粮被日军俘虏后,投入慰安所。[20]这些女俘虏遭日军侮辱,便千方百计寻找报仇机会,慰安所里曾发生过中国女战俘刺杀压在她们身上的士兵,或者割下敌人的生殖器的事件,因此,日军对充作慰安妇的中国女战俘比较警惕。当这些女俘虏作为性工具已无法使用时,通常被日军新兵拖到空地上,作刺杀练习胆量用的活人靶子。曾在日军第十四师团当兵的田口新吉回忆说:“当时,日本军队中从来就没有建立过女俘虏收容所”,被日军抓到的八路军女俘虏“都送到华北、华中一带最前线地区的两三个分遣队据点里去了。那都是些日本或朝鲜慰安妇无法到达的情况恶劣的地区。这些据点四周都建有围墙,盖有炮楼,每个炮楼由一个小队左右士兵进行守备。那些被俘虏来的妇女就是被送进这些据点里去的”。[21]所以,这些被俘女兵的结局是极其悲惨的。

第三是诱骗。日军及日侨等经常在占领地以招工等名义拐骗中国妇女。如1937年底日军占领上海后,便在各处张贴招工广告。阿珠是个女子中学毕业的19岁姑娘,由于父亲所在的工厂倒闭,家庭生活非常困难。1938年初春的一天,阿珠看到报纸上有张广告:“某公司为扩充业务起见,拟添聘女职员数位,凡年龄在十六岁以上,二十五以下,略识文字者,均可应聘,倘能粗通国语或日语者更佳,月薪50元,有意者请至某处面洽。”征得父母同意后,阿珠即去应聘,主考者见她长得如花似玉,当即签约。岂料原来这里是个诱骗慰安妇的机关,从此,阿珠坠入了魔窟。日军占领桂林后,也以设立工厂为名招募女工,然后强迫她们充当慰安妇。

第四是强制征用妓女。在大城市,日军常常强征当地妓女充当慰安妇。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都有不少妓女被迫加入了日军慰安妇的行列。在天津,从1942年至1945年,日军通过当地的汉奸组织,多次征用妓女到前线充当短期慰安妇。[22]

尽管来源与途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中国的慰安妇均是日本侵略者强逼而成的。这类事例举不胜举。1942年日军在海南陵水县广设据点后,立即下令汉奸到各个村寨强征民女,17岁黎族少女卓亚扁例被押入军营,她回忆说:“白天必须挑水、筛米、煮饭,干尽杂活,夜间被迫为日军唱歌谣,跳黎舞,而后供日军淫耍泄欲,受尽凌辱。不少姐妹忍受不了日军野蛮粗暴的糟蹋,带着精神创伤去世了。我们几个却带着难于名状的羞愧心情苟活至今。”与她一同被迫沦为慰安妇的还有陈金妹、陈亚妹、陈进女、卓理女、陈亚曾、卓亚天、陈七女年、卓石理、卓毛天、胡有英、卓亚广、陈亚合、卓毛定等。[23]1944年8月的一天,海南保亭县的黎族少女杨女恶榜在田寮里守田赶鸟。一队日军路过看见后即将杨女恶榜打倒在地,进行轮奸;然后,押回兵营,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供其蹂躏。[24]

关于中国慰安妇的类型,大致有以下4种。首先是日军正式征用的慰安妇。其中一种是随军队行动的;一种是在日军驻地由日军管理,军队转移时,慰安所不移动,如上海杨家宅娱乐所之类的;还有一种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

其次是日军每占领一地便掳掠大批当地妇女,经过日军的短期蹂躏,最后或杀或放。如上海的横滨桥日军“行乐所”,其中的数百名中国妇女被日军侮辱了一个时期后,不知去向,实际多被杀害。[25]

再次是日军征用的短期慰安妇。如天津日军防卫司令部在汉奸的配合下,一度实行慰安妇短期轮换制。每批强征20—30人,送到慰安所“工作”3星期左右,然后放回,再征用第2批去,一年之中就轮换了350—520名天津妇女。而每个妇女得到的报酬却只是1袋白面。[26]

最后是日军警备队在中国各地讨伐扫荡时,强制中国妇女随行,将她们带到日军据点或基地长期奸污,充当日军的“性奴隶”。

[1] 吉见义明主编:《从军慰安妇资料集》,东京大月书店1992年版,第164页。

[2] 吉见义明主编:《从军慰安妇资料集》,第228页。

[3]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部,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

[4]《性与侵略——“军队慰安所”第84所 原日本兵的证言》,东京株式会社社会评论社1993年版,第365页。

[5]吉见义明主编:《从军慰安妇资料集》,第58页。

[6] 高木健一:《从军慰安妇战后补赏》,东京三一书房1992年版,第32页。

[7] 千田夏光:《从军慰安妇·庆子》,光文社1981年版,第181页。

[8] 金一勉:《天皇军队朝鲜慰安妇》,三一书房1976年版,第122页。

[9] 吉见义明主编:《从军慰安妇资料集》,第224—239页

[10] 高木健一:《从军慰安妇战后补赏》,第75页

[11] 转引自王俊彦编著:《警惕日本——昨天的侵略与今日的扩张》,内蒙古人民出版1996年版,第920页。

[12] 《远东审判案》,备用资料第103册,第51章,第342页。

[13] 吉见义明主编:《从军慰安妇资料集》,第278页。

[14] 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60页。

[15] 金一勉:《荒船暴言》,载《现代之眼》1972年第4号。

[16]千田夏光:《从军慰安妇·庆子》,第6页。

[17] 金一勉:《天皇军队朝鲜慰安妇》,第94页。

[18] 《性与侵略——“军队慰安所”第84所 原日本兵的证言》,第366页。

[19] 汪业亚:《凤宜楼“慰安所”始末》,《芜湖文史资料》第3辑,第120页。

[20] 符和积主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续),第278页

[21] 日朝协会琦玉县联合会:《随军慰安妇——日本旧军人的证言》,管宁译,转引自何吉:《日军强逼中国妇女为“慰安妇”资料摘编》,《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22] 李秦:《新发现的日军强征中国妇女充当军妓史料析》,《近代史资料》,第85辑。

[23] 符和积主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67页。

[24] 符和积主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第533页。

[25] 《上海的地狱——敌寇的行乐所》,《大公报》1938年2月27日,《敌寇暴行录》,文艺社1938年版。

[26] 李秦:《新发现的日军强征中国妇女充当军妓史料析》,《近代史资料》,第8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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