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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胜利——日本侵略者在津所犯罪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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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攻克涞源县日军据点,战士们在内长城烽火台上欢呼胜利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8月15日,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中国大地,从心底迸发出无比激动心情的中国人民纷纷走上街头额手相庆,欢庆胜利的呼喊声、锣鼓声如澎湃大潮在中华大地上涌动,一浪高过一浪。“日本终于战败降伏了!中国终于胜利光复了!”这就是当年中国人民在欢庆日本投降时将千言万语汇成最简洁有力的一句话。

从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陷,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再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中国人民经历了无以言状的煎熬,进行了难以描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了无数的平民和仁人志士,终于迎来了日本投降的这一天,这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的胜利,是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反对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人们那种难以表达的复杂心情,那种悲欣交集的喜悦,都融化在“日本战败降伏”和“中国胜利光复”这句不断重复的话语中,伴随着止不住的泪水尽情地欢呼、庆祝。

天津,这座饱受日军欺侮和奴役的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自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就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和基地,自那时起日本就在天津设立了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后改名为华北(北支那)驻屯军司令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天津防卫司令部,战后被国际法庭列为甲级战犯的关东军司令南次郎、梅津美治郎以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陆军大将多田骏等人都曾在该司令部担任过要职。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后,开始了长达八年暗无天日的生活,天津人民在日军铁蹄下受尽了折磨,很多人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监狱中,日军在天津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因此当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突然传来后,长期压抑在天津人民心中的积愤和怒火化作激动、喜悦、悲痛与愤恨紧密交织的熔岩,势不可当地喷发出来。

为了让读者理解当时天津人民在抗战胜利那一刻百感交集的复杂心情,这里有必要对日本侵略者在天津所犯的罪行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营建侵华桥头堡

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获得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白银的赔款,这笔钱相当于当时日本政府4年的财政收入,遂使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得到迅速发展,日本的侵略野心也因此急剧膨胀,开始积极谋划并加入到瓜分中国的西方列强之中。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日军充当了攻打天津的急先锋:在攻打大沽炮台的战斗中,日军首先攻占了石头缝炮台,进而抢先攻入大沽北炮台;在攻打天津城的战役中,日军首先攻占了海光寺西机器局,然后又以乔装打扮方式用炸药炸毁天津南城门,引导八国联军攻克天津城,致使天津惨遭屠城厄运。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日军驻扎海光寺西机器局,开始了长达45年的驻军历史,将海光寺变为名副其实的侵华基地、桥头堡。海光寺原是天津著名寺庙之一,始建于清康熙年间,1858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后,清政府与英法联军在这里签订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为扩建天津机器局,将海光寺改建为以生产枪炮为主的天津机器局西局,天津人也称其为铸炮局。1900年日军占领后将海光寺彻底夷为平地后建成兵营,并设立了日军中国(支那)驻屯军司令部,首任司令官是陆军中将大岛久直。当时日军驻北京至山海关一线的兵力,乃至以后驻华北的兵力,全部由天津的驻屯军司令部调遣。日本之所以如此看重天津,是因为天津不仅是华北的中心城市,也是中国北方的水陆交通贸易枢纽,并拥有广阔的资源腹地,是得天独厚的战略要地,因此日本将其视为进占中国的战略立足点而苦心经营。1926年日军炮舰在大沽口寻衅炮击冯玉祥国民军,制造了“大沽口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向天津增派军队,以后又多次以各种借口向天津增兵,扩大驻军兵力,妄图将天津变成以武力威慑北京政府、进击东北的军事基地。1928年日军为进一步实现其侵略华北的野心,在海光寺以南的八里台修建了军用机场,以后不断扩建,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拆毁。

日本将天津营建为侵华兵站基地和桥头堡不仅仅体现在军事上,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是处心积虑。日本自1875年开始在天津设立领事馆,以后随着天津在日本侵华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领事馆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02年升格为总领事馆,青岛、济南、太原、张家口的日本领事馆都由天津日本总领馆管辖,成为日本控制华北地区的中枢。战后曾出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曾于1922至1924年在天津担任过总领事。为了实现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日本于1898年在天津设立了日本租界,以后不断扩张,至1903年天津日本租界面积达2150亩;至1937年日本在天津占有租界以外的土地面积达10700余亩。日本租界内设有警察署、宪兵队、居留民团等机构,以及以各种面目为掩护的特务机关和情报机关。1937年天津沦陷后,日本警察署、宪兵队和特务机关成为残酷镇压天津人民的血腥统治机构。

1931年11月8日,仅仅在“九一八”事变后两个月,日本就在天津制造了“天津事变”,天津人称之为“便衣队暴乱”。这次暴乱是由战后被国际法庭定为甲级战犯的土肥原贤二在日本关东军的指使下一手策划并实施的。这场暴乱先后发动两次,第一次是11月8日晚10点半开始,时紧时松地持续到20日中午;第二次是11月26日晚到27日晨。参加这场暴乱的“便衣队”暴徒都是由在津日本浪人及其爪牙招募而来的土匪汉奸、地痞流氓、赌徒烟鬼、散兵游勇等无耻之徒,共两千余人。他们在幕后日军的指挥下,全副武装从日租界冲向位于今河北区的省、市政府及公安局等要害机关。天津保安队对便衣队的暴乱给予了坚决打击和镇压。便衣队虽有日军枪炮,甚至装甲车撑腰,但始终未能得逞,最终被保安队镇压下去。在这场持续了近一个月的暴乱中,天津一万多户贫苦居民流离失所,房屋财产损失严重。暴乱期间天津交通断绝,商店停业,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市面萧条,给天津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日军制造这场暴乱虽然未能将天津变为第二个沈阳,但至少实现了三个预定阴谋:一是趁乱将蛰居在天津日租界的清逊帝溥仪劫持到东北当了伪“满洲国”皇帝;二是制造事端,牵制国内国际视线,掩盖其攻占黑龙江的军事行动;三是迫使中国守军退出天津,使天津成为不设防城市。从“九一八”事变和天津事变乃至后来的“七七”事变等实例中不难看出,不遗余力地策划阴谋,制造事端,进而挑起军事冲突,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为实现其侵略野心所使用的一贯伎俩,因此人们对日本右翼的野心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和警惕,这样才能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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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和游击队创建盘山抗日根据地

加快侵华步伐

天津事变与“九一八”事变一样,都是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东方会议”上制订的“大陆政策”的具体实施,当年日本正是遵循这一政策和方针,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天津事变后,日本加快了鲸吞华北的步伐,军事上不断增兵,经济上猖獗走私,政治培植亲日势力,为实现其全面占领中国做准备。1932年8月日军从关外越过长城,大举进犯热河省(今河北省北部),转年3月热河全面失陷。当时在锦州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听到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下令日军向长城各关口发起进攻。驻守长城各关口的国民革命军西北军和东北军爱国将士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奋起抵抗,拉开了长城抗战的大幕。宋哲元的大刀队在古北口一线杀得敌寇魂飞胆丧,“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极大地振奋起国人的信心,天津各界积极支援,并上前线慰问。但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却指示各部将领“匪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5月31日国民政府代表熊斌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签订了《塘沽协定》,将冀东划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南撤,致使华北门户洞开,平津受到严重威胁。1934年7月日本再次策划阴谋,向国民政府提出“日本在华北拥有特殊地位”的要求,策动“华北自治”。1935年5月29日驻津日军以中国政府支持抗日义勇军为由到河北省公署和北洋大学示威;6月1日河北省政府被迫从天津迁往保定;6月5日土肥原贤二再次制造事端,借口日军特务在张北被中国军队拘留,迫使国民政府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撤职;6月27日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签订《秦土协定》,协定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察哈尔省,成立察东非武装区。7月6日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致使华北、平津主权丧失,为日本吞并华北创造了条件。同年10月日本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唆使香河汉奸组成“华北国民自治军”举行暴动,被保安队镇压。11月,在日军策动下,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大搞“华北独立”……

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游行。北平爱国学生的行动立即得到天津爱国学生的响应,天津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爱国学生运动。“一二九”学生运动很快在全国开展起来,反对日本侵略的怒火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

日本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准备的同时,从1931年起在山海关、天津、青岛等地开始了疯狂的走私活动,从经济上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大量的日本浪人成群结队、携带武器,用各种运输工具非法运私货,从山海关到天津沿线到处充斥着走私物资。日本一方面从华北各地大量收购掠夺原棉,另一方面大量向天津和华北走私棉纱、棉布、砂糖、卷烟等,给以纺织业为支柱产业的天津民族工业造成严重打击,天津六大纱厂及其相关企业生产萎缩,奄奄一息,日本商人趁机低价收购,企图吞并中国民族工业。根据中国海关1936年统计,自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4月30日,华北走私使中国关税损失23306964元,仅1936年4月一个月就损失800万元。这期间日本向天津走私人造丝12.69万包,白糖97.58万包,等等,共偷漏税3460余万元。日本在华北的走私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中国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摧残。

日本侵略步伐不断加快,战争一触即发。为了做好战争准备,1936年5月日军按战斗编制大量向华北增兵,同时在古北口等处修筑炮台,在平汉线、津浦线、北宁线、平绥线等各铁路沿线增派重兵,准备随时发动侵略战争。1936年10月26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举行了以夺取北平为目标的大规模军事演习;1937年3月日军数十艘军舰在青岛举行了大规模登陆演习;4月日军在天津附近先后举行了数次军事演习。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有预谋、有准备的大规模战争即将开始。有些日本右翼学者胡言“七七”事变的爆发是“偶然因素”引起等,完全是颠倒是非,胡说八道,从以上所列举的几个简单数据即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完全是有预谋、有准备的,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与“九一八”事变、天津事变的手法如出一辙,难怪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对日本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卑劣、无耻的民族。”

天津沦陷遭殖民统治

1937年7月29日凌晨驻天津的中国守军在发出“守土有责”的通电后,即向驻津日军发起了攻击,打响了“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主动进攻的第一枪。战斗异常壮烈,在天津人民的支援下,打得日军几乎只剩招架之力。但随着日军兵力不断增援,并出动飞机进行轰炸,敌我态势发生变化,中国守军不得不于29日下午撤退。在经过日军机连续轰炸后,7月30日天津沦陷了!8月1日,日伪汉奸政权“天津市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开始了长达8年的殖民统治。

天津沦陷后,日军部队大量进驻天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驻津日军有:本间部队、宫岐部队、山本部队、加藤部队、清水部队、山口部队、舟山部队、濑户部队、圣理部队、小山部队、朝井部队等近20支部队,坦克、航空、炮兵、骑兵、运输、化学、通讯、机械化、军犬等兵种一应俱全;除日军驻屯军司令部外,还设有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警察署、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等常驻军事机构。天津日伪政权以军事镇压为依托,从思想、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方面全方位对天津及其周边地区实行法西斯统治。在市区,日军利用宪兵队、警察署和特务组织以各种手段残酷镇压抗日爱国民众,无数人惨死在日军的监狱里、刑场上或特务暗杀的枪口下,还有很多人失踪后不知所终。在周边地区,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制造了各种灭绝人性的大小惨案59起,妄图以“清剿”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许一些上年纪的老人现在还能记得当年被日军杀害的天津知名爱国人物,如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益世报》经理生宝堂、《新天津报》社长刘髯公、电话局总工朱彭寿等,他们的故事当年在天津广为流传。

日伪政权利用“新民会”等组织及其所控制的汉奸报刊、广播、电影等,大肆宣传“大东亚共荣”思想,妄图从思想上控制、麻痹人们的精神,以巩固其殖民统治。特别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开始的五次“强化治安运动”中,对沦陷区人民的思想控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经济上,日伪政权通过建立各种名目的“统制会”,将工农业原材料及其产品以及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等物资全部控制起来,没有这些“统制会”的许可,各种物资不准进出和买卖,如果一旦发现“非法”经营,就会被关进宪兵队监狱,绝少有人能活着出来。在日伪统治下,大米白面成为军用品,老百姓只能吃“配给制”配给的难以下咽的杂合面、五合面等,如果发现中国百姓偷吃大米白面便是死罪,因此而惨死在日军刺刀下的无辜百姓不计其数。特别是在“强化治安”运动中,日本为维持其不断扩大的战争需要,将天津作为其军需基地,一方面疯狂掠夺各种经济资源,另一方面更加严控各种物资,同时逼迫天津人民“献金献铁”,实行“自肃自励”、“节约奉献”、“勤劳奉仕”,对天津人民进行残酷压榨,人民生活无比困苦。很多民族企业被挤垮破产,大量失业群众流离失所,惨状无以描述。

为加紧对中国资源的掠夺以及开发日本本国资源,日伪政权还利用汉奸袁文会组织的大东公司及其他抓捕劳工机构,在华北地区大量招募、抓捕华工。据档案资料统计,从1940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从天津招募、抓捕、转运的劳工约73374人,而战后回国的劳工人数只有22832人及1516具劳工骨灰。

为毒害麻痹中国人民的意志,从“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者便在天津大量开设烟馆、土膏店、制毒工厂、妓院、赌场等。据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统计,“七七”事变前,“在天津有日本侨民5000余人,据说70%从事吗啡等违禁药品的批发业务”,“(日)租界有烟馆70家,另有100家卖鸦片的商店。”天津沦陷后,到1939年全市有土膏店233家,1940年有大烟馆237家。而妓院在天津沦陷后增加更快,仅南市地区就有三四百家,占全市总数的75%,从业人数达5000余人。日伪政权不仅利用鸦片、娼妓毒害天津人民,还强征慰安妇为日军服务,当时天津的军人俱乐部、同文俱乐部、东站会馆等就是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日本租界是天津藏污纳垢最甚之地。

日本侵略者在天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天津人民历来有不屈不挠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天津人民以各种方式开展了坚决的斗争。如1937年天津沦陷后天津电话局三分局开展了长达三年的“抗交”斗争;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天津“民先”组织(“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简称)以各种形式积极宣传并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由热血青年自发组织的“抗日杀奸团”进行了多次暗杀汉奸的行动,对汉奸起到震慑作用;火烧日军军需仓库、日本商店等抗日活动更是层出不穷,这其中还有一次是日本反战军人火烧日军仓库。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天津周边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增强,他们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从以上简单的历史回顾中,读者也许不难理解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天津人民那种无比喜悦而又百感交集的复杂心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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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津日本军官缴械投降

抗战胜利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后,根据国民政府下达的指令,驻华北各地日军开始陆续向天津集中,听候发落。同时在华北各地的日本侨民也陆续向天津集中,等候遣返。而这时的天津,中国军队尚未进驻,天津治安及安全处于半真空状态。如此时发生问题,天津将成为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天津人民将遭到难以估量的伤害。尽管当时有一部分八路军武工队已挺进到杨柳青,但力量单薄,不足以形成对敌威慑力量。

8月下旬,蒋介石根据南开大学张伯苓先生的提议,任命张廷谔为天津市市长,9月初任命刚从美国急调回来的杜建时为副市长兼北宁铁路护路司令。张廷谔建议由李汉元任天津警察局局长,获得蒋介石批准。李汉元1929年到天津警察局工作,1931年任天津英租界警务处副处长,1939年因拒绝向日军引渡抗日学生,被迫弃家逃到香港,后到印度受训。受训结束后回到重庆,仍做警务工作。日本投降后鉴于当时天津的形势,李汉元主动提出只身先期回天津,为全面接收天津做准备。9月上旬李汉元到达天津。为稳住局面,李汉元通过在北京任日伪治安总署署长的秦华向日伪天津治安部队和警察局打招呼,让他们暂时维持社会治安,等待接收。

9月18日上午,李汉元突然接到某派出所打来的电话,报告在日租界内出现了中国人在街上痛打日本侨民的举动,而且已经蔓延到其他区,成为全市市民自发的行动。李汉元接到报告后一方面非常理解天津民众对日本侵略者充满憎恨的心情,但另一方面驻华北各地日军正携带武器向天津集中,如果此时事态扩大,发生流血事件,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果断下令各区警察分局立即派警员上街强行制止这种行动,同时将被打的日侨民先送往警局保护起来。下午三四点左右这场风波终于被制止了。而此时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内田银之助也给李汉元打来电话,问他准备如何处理此事,并以威胁的口吻说:我们海光寺的日本军人对此事很关心。其言外之意可想而知。李汉元告诉内田此事的处理情况,并要求他通知日本军人、侨民不得离开住处,也不得走出日租界。为防止日军以此事为借口制造事端,李汉元第二天亲自到海光寺会见内田。会谈中李汉元假借奉蒋介石之命,要求内田以驻军司令官身份约束在天津的日军,不得走出海光寺兵营;约束日本侨民,不得走出日租界;转告各日商不得隐匿资产,等待国民政府接收。内田答应一一照办。一场可能发生的危机就这样被平息了。

天津作为北通东三省,南达当时国都南京,东有出海港口的海陆相衔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为防止集中在天津的日军生变,蒋介石任命自己的亲信杜建时为北宁铁路护路司令,将北宁路及其沿线机场、港口牢牢控制住。但国军一时难以到达天津,为此蒋介石与盟军顾问魏德迈将军达成一致意见,由国民政府授权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从塘沽登陆,代表中国政府接受驻津日军投降。蒋介石之所以出此考虑,一是美军登陆天津,可以在国军到达之前协助杜建时切实控制住铁路、海港和机场;二是由美军出面接受驻津日军投降,对日军有震慑作用。而驻北平日军投降事宜,则由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代表国民政府接受。

1945年10月8日上午9时,驻津日军受降仪式在美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部大楼(今承德道市文化局)门前小广场举行。国民政府第十战区代表施奎龄、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以观礼身份出席了受降仪式。在受降仪式上,驻津日军司令官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各自解下佩刀交给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以示缴械投降,随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和6名日本军官被美军押往南货场日军战俘营听候发落。近万名天津市民聚集在受降现场附近的街道上,观看了这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扬眉吐气、大快人心的一幕。

在日本战败投降69周年的今天,重温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真相,毋忘国耻。特别是现在当政的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侵略历史,强行修宪,并不断扩军备战,妄图复辟军国主义侵略美梦,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高度警惕。历史就是历史,无论是侵略还是战败投降,不管日本右翼势力怎样辩解、否定,它都是客观存在的,任何稻草都挽救不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沉沦。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反对外敌侵略所取得的全面胜利,是中华民族重新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正义力量的支持下,取得了全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抗击和牵制了近三分之二的日本侵略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中为捍卫民族独立和争取民族解放中英勇献身的爱国仁人志士与在战争中惨遭侵略者杀害的无辜平民,永垂不朽!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永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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