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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劳工问题研究的重要文献

居之芬、庄建平主编的《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下称本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笔者因业务实践中史料工作比重较大,加之又在从事包含劳动问题在内的沦陷区经济研究,故对本书较为关注,愿先睹为快。下面是几点粗浅读后感受,与同行共商。

一,近年来的史学研究中,劳动问题研究甚“火”,课题内容又多半集中于华北地区。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原来单从中日经济关系方面来看,日本向来较为重视华中地区,他们在那里的经贸利权活动远多于华北。华北之所以后来居上,在日本侵略者的眼中地位愈益提升,以致在战时华北重于华中,究其原因无非是,华北的军政战略位置重要,和华北所拥有的以煤、铁、盐、棉为代表的丰富“战略资源”令其眼红,除此之外,华北还蕴藏着与物产资源相匹配的雄厚人力、即劳动力资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是华北固有的产业结构,即生产集中于农业和依靠农业的消费工业方面的必然伴生物;而剩余劳动力的跨地区、特别是向东北等地的大规模流动,早已成为地区间经济互补和中国北方人口自然流动的规律性现象。日本侵略者正是接过华北经济的固有传统,把劳动力资源作为推行所谓其“日满华”“一体化”战时经济掠夺的重要一环。1940 年之后,面对国际战略物资禁运,日本为实现其所谓“自给自足”的战时经济体制,更把华北定位为“东亚劳动力供应基地”,就像使东北沦为“东亚粮食供应基地”一样。因此,华北成为战时人力资源损害的重灾区,和华北战时劳动问题成为历史研究的焦点,都事属当然。本书附录2 明白显示,只在近十年国内外就有大量关于华北劳工历史问题的论著发表。这些成果填补了研究上的若干空白,提升了研究工作水平,同时也展现和明确了深化研究的基本方向和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成为研究工作基础的史料挖掘和编纂的加强。几年前,我们高兴地看到何天义先生主编的以亲历者回忆性口述史料为主的《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一书。优秀的口述史料弥足珍贵,它往往甚至提供文献史料根本难以反映的史实或情节。但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可以互补却不能完全互相取代。关于文献史料,北京出版社推出的《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史料集虽也涉及华北劳工问题,但内容过于单薄。因而此次出版的本书,堪称为关于战时华北劳工问题首创的系统的档案史料集,全书分12 章,收纳80 余万字有关文献,给华北劳工问题研究注入了更能使研究工作焕发活力的有益营养。

二,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的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都实行所谓劳动统制政策,且因两地区劳动力供需关系密不可分,政策是结合一体推行的。所谓劳动统制政策,究其本质特征,我们认为是超经济暴力强制。也就是,在这种政策推行下,中国劳工所遭受的既非资本主义经济剥削,也有别于前资本主义的超经济剥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是工人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必要劳动以外的剩余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工人与资本家虽然是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但工人身份还是自由的。在前资本主义封建制度下,以地租为主要形式,农民被吞蚀的不只是剩余劳动,还有农民本人及其家属生活所必需产品的生产劳动时期,而维护这种更为不平等关系的,是经济以外的封建主义的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帝国主义从占领区和殖民地人民身上剥夺的是超额利润(不是资本主义的平均利润) ,所以它也是超经济剥削,而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基础是政治军事强权,亟具暴力性。当然,劳动统制政策所体现的强制暴力性,因时期不同而异,但强权暴力是始终如一贯穿在劳动统制政策中的基本因素和固有灵魂,并反映在劳动力的征募、管理、使役和工资待遇等各个层面。由此可以认为,本书编纂的基本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这就是把日本侵略者征集使用的中国劳工视为被剥夺自由的“强制劳工”并从劳工征募角度来说,编者还认为,如果1941 年前还属于“招骗”,那么之后就是赤裸裸的强征了。东北沦陷区的全面强制劳动始于“劳务新体制”出台后的1942 年初,从此强制劳动诸形态应运而生,行政强权的发动成为实施“国民皆劳”的全民劳工化的主要手段。此前所推行的“专管募集”、“分配募集”和“紧急募集”,虽然可以有分寸地称其为半强制性或过渡性强制征集,但是所有这些征募都是强权机关———伪政府及其御用机构劳工协会,甚至还有军警的直接行为。

七七事变前后受权在华北推行限制劳工“入满”政策,和对劳工进行政治身份查证的大东公司,实际是“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中佐指导下”的劳务组织。至于华北沦陷区,除了几乎与日本侵华战争同时开始的愈演愈烈的军警暴力抓捕劳工外,公然正式地推行劳工“行政供出”制和编组送往各地(含日本) 的劳工队,始于1944 年初。问题在于,此前日伪在华北所实行的“统制募集”、“地盘制募集”等等其性质如何认识。本书的贡献是,它以所辑录的档案史料在相当的程度上澄清或回答了这些看法并非一致的问题。资料表明:华北日本军部直接掌控着劳动政策与计划的推行;在军部统辖下还有遍布全华北沦陷区的华北劳工协会和由军警政合一的地区劳动统制委员。

例如:1941 年12 月中旬出炉的《华北暂行劳工募集管理要领》规定:“募集”50 至1000 名劳工,须经各地劳动统制委员会认可,“募集”超过1000 名必须经华北日军司令部批准。关于“募集”的办法,从1942 年开始广泛实行的“劳工募集地域分配”制来看,主要是先由日军部和日伪机关分配募集指标,然后在各该地区实行劳工强制摊派。为此特别将18 —40 岁的劳动者造册,其中除本地必须的劳动力之外,作为第一剩余劳动力;而把未满18 岁和40 岁以上者列为第二剩余劳动力,以备征集。实际上,始于1944 年初的“行政供出”制,无非是此前种种寓征于募的劳动力强制征集的公开化和普遍化。

三,史料工作是史学研究全过程不得逾越的必要步骤。已故中国经济史权威学者严中平先生有一句名言:没有不从事史料工作的史学家。自然,史料工作和史学研究是相辅相承的。史料工作中至关重要的是资料的发掘与取舍。胡绳同志生前曾告诫我们:在编辑史料时,必须明确每条史料的选取目的。其意思显然是强调占有资料不宜鱼目混珠而必须严选。至于史料编辑时的分类编排,一般的经验是宜粗而不必过细。我们体会,强调资料严选和提倡编排粗略,其意义无非是突出史料本身。的确,一部史料书的价值高低,和翻开书后读者的兴趣是否能被吸引,主要取决于所收资料的质量,特别是未曾面世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的多寡。制约着战时劳工问题研究进行的瓶颈,归根结底还是资料问题。战后大量日伪档案文献销毁失散,有关当事者的大多数也都先后退出历史舞台,致使若干历史迷雾很难得以澄清。单就文献资料言,最感缺乏的是,足以反映日伪政策和统治实情内幕的机密和晚期资料。本书的“功德”恐怕也主要在于此。据笔者粗略统计,本书收录之资料共约380 件,其中晚期即1943 —1945 年形成的达180 余件,几占全书的二分之一,1944 年者最多达86 件,属于1945 年的仍有65 件。日伪晚期资料得以如此集中地收录,实属罕见,难能可贵。惟其如此,诸如:华北末期的劳工“强制供出”、抓捕“游民”、中国劳工向日掳送等等情景,较之过去更为具体与真切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了。这不仅对于有关的史学研究,而且对于清算日本战时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强制劳动罪行,也是有益的。本书取得编辑成功,首先是由于编者的执着努力,其次也是和科研与档案机关的密切合作分不开的。在史料编辑工作上,科研与档案部门发挥出来的互动精神,值得赞扬,它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应该正视,目前,与史学研究的繁荣景象相比,史料工作相对滞后,甚至不及前世纪五六十年的状态,而欲扭转此种局面,全赖于科研与档案资料部门的齐心努力。

(《抗日战争研究》2003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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