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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幸存者的血泪控诉 活着就要为这段历史作证

每12秒,就有一个同胞被杀;仅一个多月,就有超过30万同胞遇难……77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城犯下的那场滔天暴行,铁证如山。

77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访当年这起大屠杀的幸存者时,他们心中那无法忘却的记忆,仍字字泣血,声声带泪。

他们,是活着的屠城血证。

仇秀英: “子弹穿过我妈胸膛后 又击中我哥”

“我妈刚一弯腰,鬼子手中的枪就响了。一颗子弹从我妈前胸射入,又从后背飞出,打伤了站在身后不远的哥哥……”提起77年前的凄惨遭遇,84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仇秀英至今记忆犹新,忍不住抽泣抹泪。

77年前,我家住在火车西站附近的龙头房。当时,我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妹妹,另有两个姐姐早就出嫁。一家人的生活,主要靠父亲仇松山、母亲仇游氏开的一个杂货店维持。虽说辛苦度日,倒也平平安安。

没想到,这样的太平日子并没维持多久。

1937年12月13日,虽然是个晴天,但天很冷,阳光没一点温度。这天上午,在外面跟人家当学徒的哥哥仇正兴突然回家,说鬼子要进城了,赶快找地方躲藏起来。听了哥哥的话,父亲赶快安排一家人,躲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地窖里。

到了当天下午4点多钟,我妹妹突然喊饿。我妈就带着我和哥哥爬出地窖,回家烧水做饭。刚打开杂货店的门,就来了四五个端着长枪的鬼子。他们将店里的东西都抢光后,又从哥哥身上搜出钱包,取出钱包里的钱,再将空钱包扔到地上。我妈一见,连忙弯腰捡拾空钱包,就在这个时候,鬼子手中的枪响了。

子弹是从我妈前胸射入的,又从后背飞出,打伤了我哥哥的肩膀……虽然当时我只有7岁,但这一幕记得清清楚楚,永远忘不了。看我妈身上的棉袄都被血染红了,我哥哥不顾自己一只膀子受伤,一边叫我快往地窖跑,一边用另外一只膀子拉起我妈,连拖带扯,一起滚入不远处的地窖中,将地窖门从里面堵死。

但这几个鬼子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又点起火把,不停地从地窖的一个小洞口往里塞。我们几个人,立即被烟熏火燎,难以忍受,但没一个人敢出去。过了一段时间后,外面的鬼子终于走了,我父亲这才打开地窖门。再一看,我妈因为失血太多,已经咽气了。

出了地窖,我和妹妹一起,跟着父亲、哥哥逃到了位于下关宝塔桥的“和记洋行难民区”。本以为到了难民区就安全了,没想到第二天鬼子就来了。

鬼子一来,立即将躲在难民区的老百姓都赶出来,竖的排成4排。队伍很长,都一直排到江边。当时我和妹妹跟着父亲、哥哥排在队伍中部,身边就是一条很长的巷子。父亲一手搀着我,一手搀着妹妹,朝着巷口,向哥哥使了个眼色。趁鬼子不注意,我们一起钻进了这条巷子。就在这个时候,鬼子的机枪就响了,开始杀人了……我们就拼命跑,跑了很久,才找到一处房子躲起来。

在这间房子里,父亲意外地找到两包干瘪的红枣。靠这两包红枣,我们熬了3天。出来后,我们一起回到地窖,发现我妈的尸体已被饥饿的老鼠咬了几个洞。一场痛哭后,找了张破芦席,草草地将我妈就地埋了。

父亲后来在挹江门外搭了个草棚,将家安顿下来。枪伤痊愈的哥哥到铁路上打杂,我父亲做起了小本生意。因为日子太紧,不久,父亲又把我妹妹送到八卦洲一户人家,做了童养媳。

原本好好的一家人,因为日本鬼子的侵略,家破人亡。

本报记者 殷学兵

潘巧英: “我亲眼目睹家人被日军用刺刀捅死”

潘巧英,1931年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1937年,她家住南京汤山黄栗墅村。逃难途中,爷爷、父亲被日军残忍杀害。

84岁的潘巧英,现住在江宁区汤山街道龙尚社区神家庄村,跟儿子媳妇一起生活。老人耳不聋,眼不花,记忆力非常好。讲起77年前的南京大屠杀,老人就像在说眼前事。

1937年12月初,日本兵从东边一路杀过来,快到汤山的时候,村民开始逃难了。

12月9日下午3点,我们一行十五六人逃到汤山孟家场村,在一间空屋子里休息,没想到遭遇了灭顶之灾。

那天,我在院外玩耍,爷爷上厕所刚出来,裤子还没提上,一个日本兵上去就是两刀,爷爷当场就歪倒在地上。我赶快往屋里跑,大喊“爷爷被日本兵杀了”。当时,家里人一个也不敢出来,都慌忙往阁楼上爬。母亲一手搀着我,一手抱着妹妹,也跟着往阁楼上爬。因为人多,我被挤了下来,一个人留在阁楼下。后来,阁楼梯子被抽掉了,我没法上去,一个人躲在一楼漆黑的灶膛边,用两捆芝麻秆挡着,这才躲过一劫。

父亲因为非常害怕,突然不顾一切地从阁楼上跳到院中,想要逃跑,正好撞见日本兵,被当场刺死。母亲和妹妹躲在楼上没有下来,这才幸免于难。

除了亲眼看到爷爷、父亲被日本兵杀害,我还看到其他几个村民相继被杀。有个老奶奶躲在门后,露出一只脚,日本兵看到后,老奶奶连说,“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日本兵上去就是猛戳。当时,我离老奶奶就十几米远,看得清清楚楚。但我不敢哭,知道一哭就没命了。

之后,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开始逃亡。那一年,我7岁,妹妹只有3岁。3岁的妹妹时不时会哭闹,母亲怕被日本兵发现,抹着眼泪将她摔在池塘里呛死了……我和母亲跟着村民逃到山上,躲在山洞里,一呆就是几个月。饿了,踩着死人堆,去刨个胡萝卜吃。

77年过去了,这段苦难的日子一直深深地烙在我的心头,每到晚上睡觉,一幕幕又会浮现在眼前。

2011年,我受和平组织邀请,去日本作证言集会。说出当年真相,不是为了冤冤相报,而是要拒绝战争,珍惜和平。

本报记者 马道军

杨翠英: “77年了,亲人的惨叫总会在我耳边响起”

今年已90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杨翠英,家住鼓楼区司背后。提起77年前的那场屠杀,她数次哽咽,泪流满面。

1937年8月,日本人的飞机持续对南京展开轰炸,蒋介石宣布迁都后,官员、大户人家陆续逃离了南京。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破南京城,我堂爷爷杨世培、父亲杨学文、舅舅杨贤营带着一家老小,躲入了设在大方巷的难民区。但难民区并不安全,日军常以搜捕“嫌疑军人”为名冲了进来,对成年男人逐个检查。

杨世培、杨学文、杨贤营等人一直在许府巷附近种菜,手上自然磨出不少老茧,日本军人说他们有当兵嫌疑,准备将他们带走。当年13岁的我赶紧将2岁的弟弟递给父亲,自己跪下来恳求日本人放过父亲。

残暴的日本军人一巴掌甩了过来,当场将我打得眼冒金星,左耳从此失聪。我2岁多的弟弟因为哭闹,被日军抢下活活踩死。杨世培、杨学文、杨贤营3人随后被日军当作中国俘虏兵强行抓走,和其他被抓的几千人一起集中到大方巷后面的池塘边杀害了。

可怜哦,我们一家被杀了4口人啊!我爸爸当时才30多岁。我妈妈从此白天哭、夜里哭,一双眼睛也哭瞎了。

4名亲人骤然离去,家里失去了顶梁柱,13岁的我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当时的“金陵大学”校园内发粥,我就一个人从大方巷步行去金陵大学领粥,再小心翼翼端回家。一个月后,免费粥也没了,妈妈于是叫我去河边摸螺蛳,去田间找野菜,回来剁碎了放在一起熬。

就这样,全家艰难度过一年。第二年,我来到三牌楼附近的南京被服厂,帮日本人生产被子、衣服等。每天没有工资,只有半斤山芋干和半斤米。日本人管理工厂非常残酷,工人讲话、有偷懒嫌疑的都会被暴打。

77年了,每年的12月13日,都会唤起我深入骨髓的记忆。亲人那一声声惨叫,总在我耳边响起。

本报记者 周爱明

石秀英: “父亲哥哥被日军押走 从此不见踪影”

今年88岁的石秀英,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之一。家住鼓楼区东柏果园的她,说起77年前的那场大屠杀,两行泪水瞬间从眼角涌出。

1937年,我11岁。

当时我家住在七家湾,房子是租的,平房,20平方米左右。19岁的哥哥石坤宝跟人学徒,做烤鸭,不在家住。大姐石坤珍也出嫁了,家里就我和父亲石长福、母亲石马氏,以及二姐石坤英、小妹石凤英、弟弟石坤玉。一家几口人挤在一起,靠父亲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

进入12月,鬼子的飞机开始不停轰炸南京,被炸着火的建筑物不计其数;有钱、有本事的人早跑了,留下的老百姓整天人心惶惶。

12月12日,哥哥石坤宝突然回来说,鬼子可能就要攻进城了,赶快“跑反”,找个地方躲起来。往哪躲呢?当时上海路附近有座土山,山上长了不少树。我们一家人就离开七家湾,到了这座山上,搭了一间芦席棚住了下来。

12月13日,鬼子进城了。听说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父亲担心15岁的二姐石坤英惨遭敌手,就将她送到山下不远处的姑妈家;姑妈家当时被划在难民区,相对安全。回来时,我姑妈说,她家没盐了,让我父亲再给她家送些酱去,当盐用。没想到,父亲送酱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

2天后,表弟告诉我母亲,说在水西门附近的一处死人堆中,看到了我父亲的尸体。

我母亲听了这话,顿时哭得昏了过去。没想到,等她醒来,眼泪还未擦干,我哥哥又出事了。

12月16日下午,我哥哥石坤宝和弟弟石坤玉一起,拎着水瓶到山下不远处的难民区打开水。不一会,弟弟哭着回来了,说哥哥被鬼子押上大卡车拉走了……从此,77年过去了,再没有哥哥任何消息。

因为没有亲眼看到我父亲的尸体,也没有得到哥哥确切的死亡信息,此后几年,我母亲一直固执地认为,他们还活着,一直守在山上的草棚里不愿离开,生怕哪天父亲和哥哥突然回来,找不到家人。不仅如此,平时,母亲只要听到一点点与父亲、哥哥有关联的消息,她都会发疯地去寻找;而每次,她都是抹泪而回。

5年后,母亲终因思夫念子心切而染成重病,离开人世。

临咽气前,母亲石马氏紧紧抓着我们的手说,你们把山上的草棚加固加固,就住在这里不要走。说不定哪天,你爸、你哥就回来了…… 本报记者 殷学兵

陈桂香: “奶奶拼死相救, 我才逃离魔爪”

陈桂香,1925年出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回忆起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老人说了4个字:“惨绝人寰!”

1937年,我家住西善桥附近。很小,我就成了孤儿,跟着奶奶一起生活。

日军占领南京时,我只有12岁。当时,我和一个同龄小姑娘被鬼子逮住。鬼子看我长得矮小,加上奶奶不停下跪求饶,最后把我放了。但那个12岁的小姑娘被7个鬼子糟蹋以后,就被他们用刺刀戳死了。

从鬼子的魔爪中逃出来后,我就躲在邻居家的阁楼上,不敢下楼;没想到,还是在劫难逃。

一天中午,我与表姐正在讲话,突然来了四五个鬼子,他们端起枪就对我们大喊起来,“大大的花姑娘”。当场,表姐就被鬼子带走了。带走表姐后,鬼子又盯上我,我什么也不管了,从阁楼上跳下来,一边跑一边喊,“奶奶救我”;但没跑多不远,还是被鬼子抓住了。奶奶一见,当场下跪求饶。但那个络腮胡子、满口金牙的鬼子却用枪托打我奶奶,连续狠打。奶奶无力手松了,我被一个鬼子拖着找床铺。跨门槛的时候,这个鬼子的枪掉在地上;就在他手一松,转身去捡枪的时候,我趁机拔腿就跑。鬼子就朝我身后开枪,但侥幸没有射到我。

跑到江边,一个老人救了我,我这才第二次从鬼子的魔爪中逃脱。但那天晚上,被鬼子打伤的奶奶,却死了。

本报记者 马道军

来源: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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