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首页|网站导航

设为首页|加入收藏|广告热线(025)84687180 新闻热线(025)84686051

《陷京三月记》导读

2004年8月17日,一个平常的日子。下午2时许,我仍像平常一样,上班后在办公室里平静地处理信函文件等公务。由于每天来信较多,并没有对其中一封厚厚的信件十分留意,但当我用剪刀剪开这封信函封口时,一本旧书和十几页发黄的纸张滑落下来,顿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定睛一看,这是一本没有封面和封底的旧书,以及十几页泛黄的手稿。根据多年来触及南京大屠杀史料的经验,很快断定这是蒋公榖先生60多年前写的南京大屠杀亲历日记,书名为《陷京三月记》,此前本馆已收藏并已公开展示该书。令人吃惊之处在于随信寄来的白崇禧、程潜、张自忠、朱绍良、李济深、朱家骅、陈布雷、蒋鼎文、贺耀祖、何成濬、林尉等11位原国民政府军政高官用毛笔书写的手稿,且每封都有签名和盖有私印,其内容都是这些高官们读该书后评价的随想、声明和评论。

一本3万多字的薄书,何以能惊动原国民政府如此之多且声明显赫的权贵们重视呢?作者蒋公榖只是一名军医,又有何能耐“请动”这么多名高官来为这本书题词作序呢?

蒋公榖,1892年4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的一户书香门第,其叔叔是后来被蒋介石尊称为“老师”的中国近代军事家之父蒋百里(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他因患心孔狭窄的先天性心脏病,并在小学时因病辍学赴日本,接受过日本名医井上哲次郎历时半年的治疗,并因此学会日语。他初时立志从商,曾考入杭州中等商业学校,青岛特别高等专业学校读书深造,后来辗转考入天津陆军军校学校,弃商从医,并从此与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用当今时髦的话说,成为一名“军地两用人才”。在他的经历中,先后五次从军,五次在地方任职,但都与医疗救护、治病救人有关。他既参加过北伐军,也曾走向抗日最前线;既有在家乡办医院、在上海东南医院任教、在武汉市立医院当院长、平汉铁路卫生课课长等地方任职经验,也有在绥远鼠疫爆发后,担任疑似病院院长,勇敢地亲临鼠疫流行地救人生命的实践经验。这些特殊的经历,锻炼了蒋公榖先生的勇敢、善良、谦和、为人正直、刚正不阿的品行,以及高超的医疗技术,成为一名经常与国民政府要员接触的一名“国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8月,“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蒋公榖在“国难当头、救死扶伤是医生天职”的信念支撑下,毅然出任上海红十字会医务科长,参与淞沪战场对伤员的救护。同年10月,他接到北伐时期的好友金诵盘发来的一封电报,邀请他赴南京协助其筹备野战救护处。他接电后,义无反顾地奔赴首都,投入到野战救护处担负的南京城防护工作。面对日军对南京城步步紧逼,原国民政府机关纷纷撤离南京,而金诵盘处长和蒋公榖奉命留守南京,他们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为救助伤员而忙碌不止。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城后,旋即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惨案,金诵盘和蒋公榖两人避难于南京难民区内的原美国大使馆(南京上海路),蒋公榖以自己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27日的亲身经历。

1938年2月25日,金、蒋二人化装成小贩,以无锡难民的身份逃离日军控制下的南京,将珍贵的日记带出“虎口”。1938年8月,蒋自费在重庆印刷成书,赠送国民政府军政要员。一时间,蒋公榖的《陷京三月记》成为人们了解南京城沦陷,日军制造大屠杀惨案真相的热点图书。

1943年初,蒋公榖先生终因劳累过度,使之心脏病复发,在重庆逝世,享年52岁。先葬于重庆郊区猫儿石公墓,后亲属将其灵枢移葬于家乡海宁县赞山头。

1981年,时任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的蒋公榖胞弟蒋复璁先生,在台湾社再次印刷了《陷京三月记》,并邀请顾祝同将军题写书名,蒋复璁作了“跋”。遗憾的是,仍然未能交出版社出版。与1938年8月的“私家版”印刷性质一样,并没有成为正式出版物。该书除了加注序和“跋”之外,正文内容完全与1938年8月版一致,并且版式(竖排版)字体(繁体版)完全一致。时隔68年,这本珍贵的历史文献得以在南京出版社出版,既是该书在长达半个世纪后首次成为正式出版物,也是首本中文简体版本;既为广大读者增添了一本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图书,也是对蒋公榖先生在天之灵的告慰。

从史学价值的角度,如何考证这本历史书籍呢?愚以为至少有几下几点:

其一,属南京大屠杀最早的第一手过硬史料。蒋公榖先生以亲眼目睹的南京大屠杀史实,逐日记载自己身陷南京难民区三个月的切身经历,其资料属于第一手的过硬资料。特别是能够在1938年8月印刷并流传于社会,属最早的直接披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客观证词。由于是直接当事人亲手记述,并在记忆清晰的情况下写成的,应是真实、鲜活、客观、可信的。

其二,内容涵盖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主要暴行。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主要表现在烧杀淫掠四个方面。对于这些,《陷京三月记》都有清楚细致的概述,为后人了解历史的真相提供了依据。此外,还对美侨李格斯等南京安全国际委员会成员救助难民,红十字会在金陵大学农场掩埋12万具遇难同胞尸体等作了记录,其内容广泛,生动具体,深刻揭露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种种暴行。

其三,与其他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证词形成了证据链。近年来,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证词在海内外陆续被发现,如当年留在南京的外籍证人拉贝、马吉、魏特琳、威尔逊等日记;以及加害者日军官兵东史郎、中岛今朝吾、上羽武一郎等人的日记,还有一大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资料,都是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珍贵证词。蒋公榖及其《陷京三月记》从一个特殊的视角,与上述这些证人证词形成了共同证据,且起到了相互印证的作用,特别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企图,是一个有力的驳斥。

在神秘人士寄来的这本《陷京三月记》旧书上,共有25处用钢笔作了改动,如“资财”改成了“经费”,“得便收集”改成“看到有”,改动之处的墨迹严重褪色,看来已年代久远。改动的地方都属于文字性修改,把“八股文”改为“白话文”,读起来更通俗一些,但都未改变原书表述的原意。由此推断,极有两张可能,一是蒋公榖先生在自己的“日记”于1938年8月印刷成书赠送他人后,引起了特殊的反响,有意重印,因而不仅本人作了文字的修改,而且利用特殊的人脉关系,找到了程潜、陈布雷、张自忠等11位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分别写了序、跋等,因1943年心脏病发猝死,此事一直耽误至今;二是蒋公榖有心将该书成为正式出版物,在社会上更大范围内传播,将该书连同11位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手书”,一起交给了某出版社的某位编辑,而这位编辑对该书进行了25处的文字修改,还未来得及交于作者审定时,蒋公榖先生不幸与世长辞,使得该书的出版拖延下来,成为今人的一个谜团。愚以为后一种可能性是极大的。

迄今为止,原国民政府高层人士谴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文献记录鲜有发现,以至于日本右翼势力曾据此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例如,在日本有着南京大屠杀否定派领军人物之称的原拓植大学讲师田中正明曾说:“中国方面(国民政府)未提及大屠杀之事”(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内部版)1985年8月,第17页)。而11位原国民政府军政要员齐声强烈谴责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暴行,如爱国将领张自忠写道:“这是血的记录,这是的的确确的事实,这足以概括说明倭寇之残忍暴虐┅┅”。从这些原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手书”中,人们不难看出,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后,原国民政府高层人士是了解实情的,虽然没公诸于报刊。但正因为国民政府高层人士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所以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立即提出将南京大屠杀作为专案审理的诉求。

是谁苦心收藏保存了这批“手书”?为何在时隔60多年后,以一封平信的方式悄然捐献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为愚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念头。毫无疑问,一旦这些“手书”得以确认,将是屠城血证中的“重量级”史料。于是,我带领馆里的几位同事,开始了调查考证,试图找到神秘的捐赠者。

首先从邮局查起。我们去了位于鼓楼广场东南角的南京市邮政局,该局领导根据信封上邮戳的“16支”字样,断定该信是从下关挹江门邮电分局发出的。于是,我们又火速赶往位于挹江门外渡江纪念碑广场东北角的邮电分局,找到了当时分检该信件的工作人员。据她回忆,8月16日,从邮电分局门外的邮筒里取出了该信,由于信封上盖有“邮资总付”的戳子,便把它按常规做法投了出去,此外再无线索。

根据“时代超市南京店”宽大的白色信封,我们又来到了位于中央门附近的时代超市调查。超市人员说,该超市用这种信封给会员免费寄商品信息资料,而会员数量有一万多户,寄信人没有留下姓名和地址,根本找不到是哪一用户,再次利用了该超市信封寄如此重要的文献。鉴于信封上的字迹大小不一,笔画有抖动的迹象,“献给下关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馆”字是繁体字,且捐赠者不清楚纪念馆馆址位置,因为纪念馆并不在“下关”。据此,我初步推断,寄信者有可能是一位老人。

这位老人会不会就是当年受委托负责编辑该书的人员?如果猜想成立,他应该有80多岁高龄。那么,他为何不把这些贵重的“手书”留给子女或亲属呢?为何不公开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合理的解释是,有可能老人不想让子女或亲属责怪他(她)做出如此“傻事”,而干扰他(她)捐赠给国家心意的实现。

从信封上无法寻找到捐赠者,我决定从11份“手书”考证上寻找突破口。于是,请来了一批专家为其作鉴定。江苏省收藏家协会秘书长章义平从纸张和墨迹陈旧的角度,且纸张大小不一,字迹各异,认定这批手稿为原件。从事历史教育和研究多年的南京医科大学医政管理学院院长孟国祥教授,则从“手稿”用纸上考证其真伪。他举例说,白崇禧的“手稿”是写在一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用笺”上的,而从1938年12月起,白崇禧曾任桂林行营主任,而朱绍良用“甘肃省政府用笺”,蒋鼎文用“陕西省政府用笺”,这些“用笺”与“手稿”主人公当时的职务是相吻合的,据此,孟国祥教授认为这是一批真迹。

为了考证这批“手稿”,我们除了在本馆查找《抗日战争大画册》、《世界二战史大画册》等史料,还专程去了原“总统府”旧址,希望从近现代史陈列馆馆藏资料中,收集并核对11位原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墨迹,得到该馆刘晓宁主任等人的大力支持。我们又找到南京市公安局刑事技术科学研究所,请字迹鉴定专家进行字迹鉴定。

我又带着这批手稿,专程来到南京市天津新村,找到了蒋公榖的儿媳、南京师范大学退休教授石明珠女士。石教授戴着老花眼镜,逐一翻看了11份“手稿”后,肯定地说,这安全有可能。因为她曾听丈夫蒋祖安生前多次说过,其父蒋公榖生前与国民政府许多军政要员十分熟悉,他是有条件和能力请11位高层人士为他题词作序的。

2004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9周年纪念日。我在本馆专门召开了名为“十二件南京大屠杀史文献资料评析会”,除邀请了南京地区的部分专家学者外,还从上海邀请了蒋公榖的侄儿、台商蒋祖怡,以及当年和蒋公榖一道留守南京、在南京沦陷时一起避难、并一道逃离南京,后来为《陷京三月记》作原序的金诵盘先生的孙子金亶、金聪等人来宁,共同分析、评价和考证。年逾七旬的蒋祖怡,其父蒋复璁原是南京中央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馆的创始人。他告诉我们说:“伯父蒋公榖医术精湛,当时的身份相当于国医,与原国民政府要员有很多交往。当时,伯父蒋公榖在重庆写完该书后,曾自费出版,并分送给国民政府许多军政要员传阅。”他的这番“与原国民政府要员私交甚密”和“自费私家版”的话,解除了得到这么多“军政要员亲笔手书”和“该书没有书号和出版社”的两大疑团。据金诵盘长孙金亶介绍,他从小就随祖父金诵盘一起生活。祖父曾担任过国民党参议员和军医署署长,与张自忠、陈布雷等国民政府高官们私交甚好,其中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朱家骅是金诵盘同学,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的陈布雷经常找其看病,就连孙中山也曾亲笔为金诵盘题写过“是医国首”的赠言。因此,这些高官们围绕《陷京三月记》这本书,发表该书感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这次会上,蒋祖怡还捐赠给纪念馆“台湾省红十字总会致蒋公榖先生”的信封、委任状、汇款单及其两枚印章等10件有关蒋公榖的文物资料。他还带来了蒋公榖的女儿、上海市西中学原副校长蒋丽似老师,保存数十年之久的蒋公榖亲笔作画和题词的一把旧纸扇子,借给纪念馆核对《陷京三月记》书上25处修改是否出自蒋公榖本人之手,体现了蒋家亲属对此事的极大关注和热情支持。

今年初,南京出版社李海荣社长和卢海鸿主任,为编撰“南京稀有文献”系列丛书时,与我商榷出版《陷京三月记》及其11份“手稿”时,我感到有点为难,主要是因为时隔一年有余,神秘的捐赠人至今仍未能现身,谜团仍未彻底解开。为了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我不惜笔墨将发现和考证的过程一一作了交待,以期求教于各位读者去评判,同时希望借此机会,促使捐赠人能早日站出来说话。我想,果真能如愿,蒋公榖先生在天之灵及其亲属们会感谢您!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专家学者会感谢您!我们纪念馆及广大社会读者也会感谢您!

但愿我能心想事成。

(朱成山 作者为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研究员)

2006年6月于南京

版权所有:龙虎网·江苏龙虎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2-2015 LONGHOO.net,Jiangsu Longhoo.net,Inc.All Rights Reserved